面对刹羽而归的楚、林两人，萧云天并没有过多责备。
他知道，二人已经尽力了。他手下的这些队员，都有一颗忠肝义胆，都有一颗惩恶扬善的正义之心，没有人会在困难面前退缩。
这个时候，不需要再去责骂、责备，只能鼓励。
因为在他们两个去乌州市之前，萧云天就有一个预感，此行未必会有收获。
不幸他的预感果真变成了现实，虽然查到了很多叫贾小军的人，但没有一个能够和李多晨遇害案挂上钩的。
他的这种预感是有依据的，因为他对杨子向的供述并不完全相信。
有没有贾小军这个人还尚且未得到证实，而且，即使有这个人，贾小军也未必一定就是乌州市人。华夏人这么多，重名的多了，也可能是其它地方的人，杨子向记错了而已，或者贾小军故意说错了籍贯。
想来想去，萧云天觉得不能再在查找贾小军这条道上继续走了，已经走不通了。开始没走的时候，是有这个必要，但这条路已经试过了，在毫无进展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再一条道走到黑了。
猛然间，萧云天一拍脑袋，哎呀一声，这事大方向错了！
本来侦查活动应该是公安机关占据主动，现在则是颠倒过来了，被犯罪嫌疑人杨子向的一席话干扰了侦查视线，偏离了侦查方向。
如果还是按照杨子向说的是贾小军做完的方向去侦查，有可能是没有结果的！
因为，假如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你怎么能够查得到这个人？！
正因为无法一一核实所有叫做贾小军的人，这个问题永远不能得到证实或者证伪。
如果在贾小军的身份上继续核查，永远没有完结的时候。
既然现在大量嫌疑都集中在杨子向身上，那么就应该围绕杨子向来继续查证。
杨子向虽辩称不是他做的案，但举不出任何证据或证人来证实他所说的话。
当然，如果真不是杨子向干的，那么证明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也是困难的。
但假如就是他干的呢？一定有方法可以加以证明。
现在来看看本案的证据收集情况，虽然有很多的目击证人，但只有一个证人程威认出了犯罪嫌疑人就是杨子向。但程威因为和被害人李多晨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他证言的证明力显然受到了一定影响。
证人与被害人有某种程度的利害关系，并不意味着自动就失去证人资格。因为刑事诉讼法也没有规定证人必须与原被告双方都没有利害关系。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才不能作证人。
在刑事案件中，很多时候证人并不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路人，而相反，可能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有各种各样的关系，比如这种故意杀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亲属、亲戚、朋友、同事、邻居，只要知道案件事实，都可以成为证人。
只是在平常人主观认识上，或者是辩护律师、代理律师的辩护策略上，会突出强调对方证人的利害关系，以此降低对方证人证言的证明力。
就本案而言，作为唯一一个认出犯罪嫌疑人的目击证人，虽然称不上是孤证，但证明力需要得到补强，也就是采取其它措施看能否印证程威说的是实话，这样他的证言证明力就加强了。
为此，萧云天再次将证人程威找了过来，询问他有关案件的事情。
程威显得很不耐烦，称能够给公安机关作证就已经很不错了，现在谁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现在自己履行了一个做守法好市民的义务，怎么公安机关还不相信他呢？
萧云天忙给他解释，感谢他的作证，但现在还要进一步核实他的证言，并不是怀疑他。
程威的情绪渐渐稳定下来，突然，他说道：“这个事，我除了给死者李多晨的姐夫张晓坤说过外，还给你们经侦支队的纪夫成说过这事。”
原来，程威在目击了凶案案发现场之后，觉得能够凑上了这一热闹，逢人就想炫耀一下，自己就在现场看到了杀人过程，第二天就把这事给打过交道、帮自己追过受骗财产的经侦民警纪夫成说了，看着是一个好像认识的姓杨的干的。
这无异是加强程威证言证明力的好方法！
自己人好找，萧云天立刻把纪夫成喊了过来，询问一下程威到底有没有给他说过类似的话。
纪夫成表示，的确在案发的第二天听过程威说过此话。
这样就大大增强了程威证言的证明力。
因为如果程威是被害人李多晨家人找来的托，故意冒充证人陷害杨子向的，就不会说出这个情节。程威在给张晓坤说之前，就已经给纪夫成说过了，又得到了纪夫成的证实。编证言也不会编的这么圆。而且还有公安自己人能够证实。
就在萧云天逐渐要进一步确信程威证证言的时候，突然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程威说他是开车经过事发的那个路口的，自始至终没有下车，而现场是一个幸俱摊，在堆着家俱的情况下，开着车能看到现场的情况吗？
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那么说得再好再圆也无法打消怀疑。
要解决这一问题，还应当采用另一种侦查手段，那就是侦查实验。
侦查实验是侦查机关在侦查办案过程中，采用模拟和重演的方法，证实在某种条件下案件实施能否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