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攻打辽国的时候，金国都不可能运输粮食，攻打北宋，当然也是就地征粮了。就像当年契丹人的打草谷。金军围困开封，周边百姓肯定就是最好的劫掠目标。在金兵占领的黄河两岸州县，必然是重灾区。老百姓没饭吃了，连北宋的反都要造，更何况是这些不但抢粮食让他们没饭吃，很可能还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游猎时代军队。
后来金兵退走后，河北地区高达百万的自发组织起来的义兵，其实就是因此而产生的。
这些义军就是最大的人和。
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种师道认定，出击金军肯定能取胜。即便失去了精锐骑兵，但金军后方河北义兵骚扰着，前方西军主力追逐着，这只孤军深入的金国大军不可能全身而退。
种师道的建议，也有部分文官支持。比如带着勤王军从淮北赶到开封的张叔夜，张叔夜作为一个文官，可以算是少有的有军事经验的，至少他的军事经验比李纲丰富的多，连童贯都未必比得上他，因为当年纵横京东的宋江起义，就是被张叔夜消灭的。张叔夜请求带领骑兵抢先过河，绕到金兵背后，切断金兵退路，配合种师道的西军主力歼灭金军。结果不但没被接受，反而被调到江南做官去了。
种师道见他正确的建议不被接受，强行向皇帝谏言，皇帝此时还在惊惧，坚决不同意。
结果种师道这个武将毕竟脾气直，当面发怒，斥责“他日必为国患”，这句话说的太重了，既可能指的是金兵他日会成为大宋祸患，也可能指的是宋钦宗成为国家祸患，总之宋钦宗听后很生气，将种师道罢免了。夺了他的军权，让他看守太一宫去了。
就在这种情况下，金军从容过河，退往河北。
朝堂斗争就这样以主和派胜利了？没那么简单！
当金兵越来越远，朝堂的风向又开始改变。
金兵在城外的时候，惶恐不安的大臣们激烈主和，金兵开始撤退的时候，担心招惹麻烦的大臣们拒绝追击，可当金兵越来越远，危险越来越远的时候，大臣们似乎想起了勇气，关键是他们突然想起了祖宗。
金兵要钱的时候，他们连皇帝宗庙历代皇帝塑像上的金箔都能刮下来，现在他们想起了祖宗社稷，告诉宋钦宗说，不行啊，不能割让三镇啊，保州、定州归属于中山府，你老赵家的祖坟可就在这里啊（在保定）。
搬出祖宗牌位后，宋钦宗能说半个不字吗？而且他自己也改变主意了，就像当时他坚定主张出击，得不到种师道的赞同，甚至秘密让姚仲平去劫营一样，他改变主意，主要就是受文官团体影响。
他的问题，主要是没有主见。自幼长在勾心斗角的深宫，惶惶不可终日，小心谨慎惯了。突然一日让他当了皇帝，他几乎不可能立刻变成一个有决断力的人。能鼓起勇气主战，其实已经难能可贵，经历挫折后让他很快恢复过来，几乎不可能。
在这一点上，李慢侯多少有些理解宋钦宗，甚至同情他。李慢侯自己在蔡府的经历，不也时而沮丧，时而兴奋。兴奋的时候，可以狂放的去强吻公主，沮丧的时候，甚至连逃跑的斗志都提不起。人就是这样，每一个果敢勇毅的豪杰，都是在一次次失败中磨砺出来的。
所以当危险远去，再次开始高谈阔论，表现自己气节的文官们，很快就再次把宋钦宗带偏了。
金军过河的时候，种师道要求进攻，为了不想错失这难得进攻良机，种师道甚至忍不住顶撞皇帝。但金军过河之后，皇帝恢复了勇气，此时却已经没有机会了。
此时主战派已经开始行动起来，李纲命令部队过河追击，有的大臣扣押金国使臣，暗送消息给西路金军中的辽国降臣耶律余睹，要他反叛，跟太原军民内外夹攻，解除太原之围。
刚刚因为受到斡离不东路军已经跟北宋达成和议，太原被割让给金国的西路统帅粘罕已经停止攻城，结果发现宋朝根本没诚意，于是再次攻击太原。
皇帝此时也被架在了“祖宗之地不可弃，祖陵不能丢”等绝对正义的位置上下不来，除了继续开战，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但皇帝跟种师道闹翻了，不想用种师道，却又没有可用之人。
主战派御史许翰建议皇帝，还是得用种师道。皇帝却说，种师道老了，难用。许翰请求去种师道看守的宫殿见一见种师道，皇帝同意了。
许翰隔着宫殿大门跟种师道对话，请求种师道不要因为他年轻而不给他建议，询问退敌的方法。种师道告诉他，只要分兵结营，控守要地，使敌人粮道不通，坐以持久，敌人可破。说白了，就是已经没办法歼灭他们了，只能困守，让他们自己败退。
种师道通过跟金军交手的经验明白，西军主要是步兵，而且擅长的是山地作战，这是长期跟西夏作战积累的宝贵经验。可是缺乏骑兵战斗的经验，跟金兵在开阔地带进行野战，打也打不过，逃又逃不走。
姚仲平劫营失败，就是一个发生在眼前的战例。除了姚仲平，在太原保卫战中，另一只西军，由西军将门折可求、刘光世带领共计四万人前去救援太原，在太原城外的汾河北岸被金军击败，损失一万多人后溃散。
这些教训都说明，即便是西军，野战也完全不是金兵的对手。所以种师道才提出，要稳扎稳打，控制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