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的密度其实没有银高，铜大概是9，银则是11，相差不是很大。但铜钱从来不是纯铜制作，而是加入了铅锡等辅料，为什么要加这些，一方面是因为假如铅锡的铜，其实是青铜，青铜古代作为礼器，非常神圣，因此用青铜铸钱，就带有神圣性，所以私熔铜钱是死罪。实际上上古人铸造青铜是无奈的选择，技术条件限制，加入铅可以大大降低熔融温度，不加铅的话，商周时期的技术条件，可能融化不了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铅的廉价，铅产量大，价格低，加入铅很容易拉低铸造铜钱的成本。而这个技术，被宋人用到了极致，在不影响铜钱硬度和质量的情况下，将铜的比例降到最低，铅的比例提到最高，一枚铜钱含铜量往往只有六成多。这是最优的比例了，多一分铅则铜钱变软发黑，质量不好。
铅的密度是比银更大的，由于大量的铅提高了铜钱的整体密度，因此李慢侯铸造的最纯的纯银钱，重量和大小上都跟小平钱一致。
但银价极高，一两银子就值十贯铜钱到十五贯铜钱，一两银子刚好十枚小平银钱，因此一枚银币，最少也相当于一贯铜钱，这可是一千个铜钱，重大六斤半。所以大中额交易，才需要使用到小平银，可用来计价已经很常见。
李慢侯没有携带金银，可是他手里有银票。这些银票跟粮票不同，粮票是承诺在扬州兑换足额粮食，因此在扬州商业辐射到的地方很坚挺，越远就信用越低，可银票通行东藩所有州县，东藩府设专门机构，无限制兑换银票，将银票价值跟白银锚死。因此银票在各地值钱与否，只跟白银在该地价格相关，跟距离、运费无关，成为东藩境内最坚挺的货币。可惜由于太值钱，最小单位也价值二三十个铜钱，小额买卖中，必不可少的还要用到粮票、盐票。
军队交易，用银票却十分方便，大量山东人赶着牛羊送到燕京，领取银票后回山东。甚至还能从本地人手里换取粮食，很奇怪，牛羊要从山东运输，粮食反而在本地采购。
现象很离奇，但道理很简单。肉食热量更高，牛羊可以自己走，节约了大量运力。在天气化冻之前，李慢侯都打算尽量让军队吃肉，节约运力。燕京本地虽然残破，但也造成了人少地多的现象，因此只要是维持生产的土地，地主往往有大量吃不完的存粮。他们还不接受银票，李慢侯可以给他们现银。
当然，本地牛羊也可以买。燕京地区，被契丹人统治了两百多年，胡化很深，当地不管是汉人还是契丹人，养牛养羊都很擅长，数量也很大。不过依然不可能满足四万大军的日常消耗，不然也不用从山东运输了。
这种现象也只持续了一个月，到了二月初，黄河上就开来大量船队，经北流黄河构成的北运河体系，最后从桑干河逆流而上抵达燕京城下，源源不断的粮草进入了李慢侯的军营。二月中旬，界河上开进了大量大船，大海也化冻了，海漕供应上了。
这时候李慢侯知道，这场仗算是打赢了，尽管燕京城还在敌人手里，但城里人已经可以看做是死人。
士兵一直在加固防线，最开始是挖沟，浅浅的壕沟封住城内的敌人，化冻之后，开始筑墙。修筑长围，围死这座名城。
运输供给得到保障，不仅仅意味着战斗力的增强，也意味着李慢侯能动用的力量更大，现在他可以全线出击了。去年骑兵几乎没起到大作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敢频繁动用骑兵，马匹的消耗实在是太惊人了。他空有十万骑兵，却不敢动用，因为一匹马消耗等于五个人，而一个骑兵又配三马的话，十万骑兵的消耗相当于一百多万人，打死他也不可能在冰天雪地里为一百多万人陆运粮草。
但现在化冻了，通过北运河、海漕，粮草补给相当于没有上限，上限只在于钱够不够。山东农业已经恢复的差不多，虽然人口才恢复到两百万人，不及过去的一半，但大量使用牲畜耕作，以前的熟田得到复垦，效率大大提高。粮食产量基本恢复，但吃粮的人不到一半，当然就有大量富余可以变成商品粮，往南方大量倾销。主要市场在两淮，江南粮食也富余。
甚至因为山东变成粮食出口地，全国粮价都被压下来了，渐渐的开始接近一贯钱一石。南宋时期普遍两三贯一石的粮价魔咒，竟然就此破去。
光是山东的余粮就足以供应李慢侯的军粮消耗，更何况河北也在恢复，人更少，地更多，以前这里可是一个人口超过千万的大农业区，现在人口可能还不足百万，十不余一，余粮因此更多。
至少在李慢侯的控制区，是不管旧主能不能回来，允许土豪先圈种，保证在收割季前，土地都是他们的。因此复垦荒田的积极性很高，而且李慢侯手下大量伤残军人，退役军官，都分配到了大量土地，他们都在演变成土豪。为农业注入了军事化管理，恢复效率更快。
有河北、山东的海运河运保证，围燕京城，围他个十年八年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