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土地兼并如此之严重，可令人诧异的是，反倒是北宋直到灭亡，也没爆发大规模的，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宋江起义主要因为黄河泛滥这样的天灾，方腊起义也主要是中央政府目光投射不到的江南，官府盘剥太过于贪婪所致，而且就是方腊这样的种植园主的起义，也在短时间内被镇压下去。但宋朝的小规模农民起义数量之多，远超历朝历代，两宋共300余年，农民起义就有433次，一年一次半。
可没有任何一次农民起义威胁到京城，大多数都是在当地就被轻易剿灭了。而失地的农民，大量涌入城市，造就了无数繁荣的城市，所以宋朝的社会动荡却不危机，充满了活力。
这至少说明，宋朝在对待土地的态度上，有可取之处，也有自成一体的认识，甚至有其独特的土地哲学。南宋官员和学者王明清对这种政策解释说，“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
他认为土地集中在富户手中，田连阡陌，不过是为国守财。放在现代社会，依然有人将贫富分化描述成藏富于民，积极呼吁政府采取低税收政策，尤其要给最有钱的企业家、富人减税。但这种哲学有一个很现实的逻辑，那就是当“盗贼发，边境扰动”的时候，富人会“乐于输纳”，乐于未必，但逼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一定愿意出钱的。这些土地所有者，扎根在社会最基层，他们有护卫家丁，他们肯定不愿意看到盗匪叛乱，他们有时间，也有机会，还有力量将农民起义掐灭在萌芽状态，这可能才是宋朝土地兼并最为严重，农民起义声浪却最小的原因。
由于皇帝从诏书、圣旨的高度确立了土地私有的规矩，连王安石变法如此声势浩大的改革都没能触动这个基础，于是土地的价值更加得到认可，有钱人自然对土地资产十分看好，买地的情况十分普遍。
官府对于土地买卖的放任，也是历朝历代之冠，因此宋朝的土地流转情况极为频繁，乃至形成所谓“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这种对于土地特有的价值认识，土地变成了一种流通性良好的保值资产。
也有一些诗词描述这种土地流转频繁的现象，宋代官员朱继芳在描述自家宅门的《朱门》一诗中写道：曲池毕竟有平时，冷眼看他炙手儿。十数年间三易主，焉知来者复为谁。感慨家宅十年三易主。辛弃疾则在《最高楼》中写道“千年田换八百主”，罗椅在《田蛙歌》中写道“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
一年换一家有些夸张，但浔溪村的人这几年间，至少看过自家种的田换了两三回了。
浔溪自南向北流入一条运河，这条运河的名字，当地人自己都搞不太清楚，有的说是苕溪，河道也确实跟苕溪属于一条河道，但苕溪在西边两百里地的湖州跟其他几条河流交汇，然后往北输入太湖，同时也有运河往东沿着太湖南岸，一直通到了东边南下嘉兴、北上平江（苏州）的运河。
也有一些老人将北边这条运河称作吴兴塘，乃是南北朝时期的吴兴太守沈攸之所建，可溉二千余顷良田，一顷一百亩，周围二十多万土地都受此水塘之利。吴兴塘两岸，修建了密密麻麻的水渠，通过一个个水口送向一片片水田中。
这二十余万亩水田，没人说得清有多少地主。因为土地变动实在太过频繁，早就形成了固定的流程。有许多牙子从事土地买卖介绍生意，中间人负责核对地契准确无误，同时找保人作保，然后三方交割，甚至都不需要过户，官府也不会过问。
由于有大量诡寄情况，浔溪村的人甚至都说不清楚他们的地主是谁，每年收获季节，就有庄头来催收。那些庄头，往往都是本地一些保长、甲长充任，土地买卖中，这些人一般也作为保人，他们才知道真正的地主是谁。而往往土地都过了好几手，佃户都不知道自己种的谁家的地，同样土地过了好几手，这些庄头都不会换。
南溪村的村民只是感觉到，这几年他们交的租子多了不少，不过交租的方式简单多了。爷爷辈的时候，他们租种的土地向好几个庄头交租，父辈的时候，渐渐一村只向一个庄头交租了，到了他们这一辈，周边认识的大多数村庄，都由一个庄头承包了。
以前也没人在乎，不过这次村民们很在乎，因为地主搬到了他们村，不但是他们土地的主人，而且是他们的邻居。
大多数村民都觉得这是好事，原因很简单，士大夫天下的土地，大多都是士大夫所有，许多新兴地主往往都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制度的胜利者。这些读书人家，如果没有当官，在地方上也有一些威望，会成为官府和百姓之间的纽带，向下，他们直接跟百姓接触，向上，他们可以向官府提供建议，他们是一个渠道阶层。
因此有这么一家大户人家搬到浔溪村，意味着浔溪村的村民有了跟官府沟通的渠道，这至少会让他们免受这些年来为祸乡里的刁钻恶吏的欺负，即便有欺负，大概也不会那么狠。
另外这家人非常大方，早在一个多月前，就派了一个管家来，在村南平了上百亩土地，开始建起宅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