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慢侯在舱室里越来越焦急。如同等待审讯的囚徒，心理素质再强，也难免受到影响。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分散注意力，查看四周环境。
船底时不时想起噼啪的声响，李慢侯判断这里应该是最底层，水花在拍打船底。
通过渐渐适应黑暗的眼睛，大概能看到里面一些物品的轮廓。这是一个不大的舱室，里面十分昏暗，大概三米见方，除了他之外，还堆积着一些货物，勉强可以辨认出来的，有一些用麻布裹着的包，还有几个木箱以及一些木桶，很常见的宋代货物包装方式。
李慢侯心想，这既然是一艘运送花石纲的船，那么船中夹带一些南方的稀缺货物也不奇怪，毕竟可没有地方官敢拦花石纲船队，甚至还必须配合运送。李慢侯又想，恐怕这些货物也不是采买来的，更多可能是地方官员送的礼物。
联想到关于花石纲的历史记载，李慢侯越发肯定这些货物可能真的是礼物，而且都是贵重礼物。运到京城去变卖了，绝对是一笔不菲的额外收入，甚至是发横财，暴富。这可不是他乱猜，而是有确定的历史记载的。
帮助宋徽宗在南方开挖奇石异宝的人非常多，其中一个最为有名，名叫朱勔。这是一个苏州人，对奇花异石很有研究。他父子两代人靠着攀附蔡京、童贯，官运亨通。但这个朱勔通过在南方搜集奇花异石，渐渐还赢得了宋徽宗的宠幸，委以重任，乃至蔡京一度还反过来依靠他官复原职。
官员逢迎皇帝，历朝历代都不新鲜，下级逢迎上级，这本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是人性使然，但逢迎的丧心病狂的，历史上并没有几个，因为除非遇上百年难遇的昏君，是没人会纵容下属这么干的。偏偏朱勔碰上的就是宋徽宗这个大艺术家，对园艺的兴趣，远大于治国理政。结果导致朱勔逢迎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可以排到前三去。
他在江南设立专门的官方机构，名叫应奉局。动用官府财政，搜集奇花异石，可凡事一旦沾上了官府和权力，也就没什么公平可言了，所谓给钱，多是样子，跟强抢没什么区别。但凡谁家有奇巧的玩意儿，朱勔必会派人夺取，若是一些古玩字画之类的收藏品还罢了，可如果是一些建筑的基石、房屋的梁木被看重了，可就是毁家的祸事。
即便如此，最多也就是一些能建得起园林，假山的豪富之家遭殃。但问题是，朱勔将这种事情变成了敲诈。但凡听闻谁家有奇宝，就下官贴索要，不给就要问罪。这已经变成了一种勒索和敲诈，而豪富之家反而可以躲过祸事，因为他们可以重贿朱勔，从而摆脱勒索。穷苦之家可就难了，万一有谁说某家院墙里有一块奇石，那可就是拆屋挖墙的祸，而且还得自己雇人拆自己的家，万一没挖出来，弄不好还要问罪。
朱勔如此作恶，莫非官府不管？其实官府也管不起，因为朱勔做这些事情，都是打着皇帝的旗号，非但不会给地方官面子，甚至地方官员都是他敲诈的对象之一。当朱勔搜集到了一批奇花异石之后，就会用船从淮河、汴河运入京城，号称花石纲。所过之处，为了将花石纲运出深山大泽，大肆征发民夫，挖渠修路，不顾寒暑，不管瘴疠，连年不绝，导致大量征夫累死病死，结果中产之家破产，小康之家卖儿卖女之类的事情不断。
花石纲船队所过之处，若是有桥阻挡，那就拆桥，穿城而过，甚至拆城墙，而有没有阻挡，其实全靠朱勔一张嘴。所以地方官如果有良知的话，不想自己治下的百姓遭受破产、毁家的噩运，不想自己治下的城市拆而复建，不想桥梁拆而重造，就会选择重贿朱勔；而没有良知的地方官，反而乐的沆瀣一气，借机给自己也捞足好处，导致百姓更加灾难深重。
朱勔通过这一系列操作，聚敛了海量的财富，在江南搜刮了三十万亩良田，其他财富则不可计数。仅仅朱勔一人就搜刮了这么多，这不可能是他一个人能做的成的，他打着皇帝的旗号作恶，他的手下必然会打着他的旗号效仿，因此实际的损害恐怕更多。
朱勔在江南的所作所为，也确实为他赢得了恶名，宋朝最大的方腊起义，所打的旗号之一，就是诛杀朱勔，可见朱勔在民间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罪恶象征，能够激起民众的公愤；甚至官僚集团也对朱勔深恶痛绝，在宋徽宗退位之后，北宋的学生、官员们纷纷弹劾，将朱勔与蔡京等奸臣并称“六贼”，而后世因水浒传而恶名昭彰的高俅，甚至都没资格位列六贼之一。
想到这些，李慢侯对花石纲的观感突然不好了起来，以前没什么感觉，对他一个现代人来说，所谓花石纲更多的是艺术，是收藏，充满了美与艺术，可对宋代人来说，这些都是血泪。
想到这里，突然听见了嘎吱声响，舱门被推开了，李慢侯连忙循声看去，看到了一点灯光。
来人了！
可算来了！
李慢侯连忙收敛心神，一定要解释清楚。他此时仍然坚信，一旦他说出了实情，让对方了解他也是人，只不过来自于一千年后的人，那么对方不但不会伤害他，而且会帮助他，优待他。
这并不是李慢侯的天真，这是一个人类社会非常常见的现象。厚待远人，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政治传统，不仅仅是中国古代皇帝会非常优待遥远地区来拜访的小国使者，即便是落后文明，其实对待远方旅客的第一反应，往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