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秦高祖乞伏乾归曾对麾下诸将说：“昔曹孟德取袁本初于官渡，陆伯言摧刘玄德于白帝，皆以权略取之。”
北魏时期的大臣卢渊评价：“昔魏武以弊卒一万破袁绍，谢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胜负之变，决于须臾，不在众寡也。”
宋朝理学家范浚认为官渡之战是以奇取胜，“曹操与袁绍相持官度百余日，操顺而绍逆，故操军虽不敌而不为寡，然卒所以胜绍者奇也。绍遣淳于琼等将兵万余人，北迎粮运，操自将夜往，攻破琼等，悉斩之，此曹操之用奇也。”
清代学者赵翼评价：“官渡之战，袁绍兵十馀万，曹操兵仅十分之一，击破之。”
民国史学家吕思勉评价：“淳于琼等既破，张合复降，据《三国志》说：袁绍的兵就此大馈，这大约因袁绍的兵驻扎日久，锐气已挫，军心又不甚安宁，遂至一败而不可收拾。曹操攻淳于琼，固然有胆气，也只是孤注一掷之举，其能耐，倒还是在历久坚守、能挫袁军的锐气上见得。军事的成败，固然决于最后五分钟，也要能够支持到最后5分钟，才有决胜的资格哩。”
民国家蔡东藩在《后汉演义》中评价：“曹操处处能用谏，袁绍处处是愎谏，即此已见袁曹之兴亡，不待战而始决耳！况粮饷为行军之根本，军若无粮，败可立待。袁绍一失之韩猛，再失之于淳于琼，用人不明，贤否倒置，是尚能与操争胜乎？刘备能知绍之必败，其智识远出绍上；操亦目备为英雄，故绍败而不急追，反于势孤力弱之刘备，却郑重视之，蹙之于汝南之间，使备不得息肩。操之窘备，亦甚矣哉！彼袁绍既自误其身，复遗误其子，身死以后，两子相争，卒致覆祚，以坐跨幽冀之袁本初，反不若奔走南北之刘玄德，善败下亡，卒能创业垂基，与曹氏抗衡终古也！”
历史上，诸如巨鹿之战、楚汉彭城之战、官渡之战、淝水之战，以及唐太宗虎牢关之战，之所以成为着名的经典战例。都是因为一个关键性因素“以少胜多”。能不能以少胜多，似乎成为了评价一个将军或一支军队战斗力高低的标准。
战争本身是一个比较双方杀伤效能的事情。如果双方装备相近，完全靠人力硬拼，一个一个地对砍，那么结果必然是人多者赢。
1915年，英国工程师兰彻斯特提出了着名的“兰彻斯特方程”，这组方程在合理简化战场条件的情况下，对兵力与战斗结果的关系进行了计算，后来人根据该方程引申出所谓的“兰彻斯特线性率”。根据这个理论，兵力、单位战斗毁伤率和时间都成为左右战斗胜负的条件。其中兵力是最直观的条件。
理论上，在极限条件下，1万人要想打败5-10万人，单位时间内杀伤量必须要是对方的5倍以上。另外，冷兵器时代战斗决胜的因素还有许多方面，诸如指挥通信，军队阵形，组织顺畅程度，双方地利的优劣，使用的战术，后勤补给情况，以及双方将士的心理状态、士气等等。所以，我们深入地看许多以少胜多的战争，胜利一方即使人力不占优势，在其他方面肯定是大大占据上风，这才能弥补人数的不足。
比如说楚汉彭城之战，项羽从山东战场奔袭彭城，以三万人破诸侯联军五十六万。项羽就是在其他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首先是部队的组织状态上，楚军三万精兵，项羽亲自统率。而汉与五诸侯联军，各家诸侯拥有独立的指挥权，刘邦并不能有效地统一指挥。所以庞大兵员数字和糟糕的指挥体制结合起来，战斗力不会线性叠加。猝然发生遭遇战，松散的联盟军队必然敌不过指挥统一的精兵。
其次是双方的心理状态上。汉与诸侯联军攻破了楚国的首都彭城，巨大胜利使得刘邦等统帅们陷入狂欢状态不能自拔，“汉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史记·项羽本纪》）实际上已丧失了应急反应能力。
第三是战术代差形成的比较优势。综合来看，楚军似乎运用了骑兵奔袭战术，使得士兵能够保持充足的体能。比如据《史记·灌婴列传》载：彭城之战后，“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骑将者。”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汉军在彭城之战中因骑兵不足吃到教训，才痛下决心发展骑兵。
再比如说在南北朝时代，以具装甲骑为主要代表的重装骑兵更是体现了兵种战力差距对胜负的影响。
例如在沙苑之战，西魏宇文泰以一万兵力大破东魏高欢二十余万人。双方刚一接触，西魏军人数不足的劣势立即体现出来，本应担负保卫左军主将职责的禁军将领王励短时间内便遭到敌军围攻，最后伤重而死。主帅宇文泰的护卫将军也都陷入死战。危急时刻，右军主将李弼——西魏八大柱国之一，与其弟李标率六十骑具装骑兵猛冲东魏军大阵。这个集团冲锋由于防御力和速度都非常高，故而威力极强，迅速将敌方大阵贯穿并切割开。东魏军遭到敌军冲锋切割后，大阵陷入混乱，主帅高欢无法行使有效的指挥控制。整个战场便不可逆转地走向崩溃。宇文泰因此得以扭转形势，以微弱的兵力将对方击溃。最后，多达七万余东魏士兵向仅有一万人的西魏军投降。
另外，此战地形不利也是造成东魏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北齐书》称“沙苑之役，神武以地厄少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