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比如“蜻蜓贾”的玉蜻蜓已经失传。
再比如象牙雕刻的“笔洗”和景泰蓝业的“海棠瓶”,也几乎没有人会做了。
但这还不算什么。
最最关键的是,在工艺美术行业各自凭着手工技艺,承担着与现代化工业工厂相同的税负时。
由于工艺品出口体制的垄断性,生产厂家不准自行销售产品,还导致工贸双方的矛盾十分严重。
负责购销的外贸单位,为多创上交利润,居然死命的卡供货单位的脖子,给价给得实在太低。
比如说京城工艺美术工厂于1972年生产的多种原料、多种工艺相结合产品《神鹿宝车樽》。厂方定价一万一千元,但外贸收购只开价六千元。
后多次进行洽谈,厂方要求至少给八千元。
价格还没议定就送至花城出口产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
最终实售两万七千元,外贸这才开收购单。
这还像话嘛!
所以就因为这种讨价还价互相扯皮现象非常严重,才造成厂家对同一件高档产品,不得不定出两个价格标准。
但即便这样,企业往往连最低价格也达不到。
如1973年春季广交会景泰蓝的《万花罐》、《梅花罐》。
厂家按成本加适当利润定价每对三百元,而外贸只肯给二百元。
当即就造成新开发的产品“即开即赔”。
而外贸却在交易会上标价每对六百元,顺利卖给了外商,得到了大批量的订货。
想想看吧,这种购销模式下,又怎么能让工艺美术品行业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呢?
甚至外贸为了省事儿,他们还拒收传统题材的作品。
弄得许多工厂诚惶诚恐。
结果1978年春季广交会上售出了京城玉器厂过去生产的传统作品——翡翠《花熏》。
居然卖出了七十万元的高价,相当于出口两万五千辆国产自行车或十九万只京城白鸭。
所以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肥了过手就拿钱的外贸,苦了辛辛苦苦耍手艺的生产厂家。
严苛程度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呢?
说一件事就能明白的差不多了。
就比如前英国首相邱吉尔之孙小邱吉尔,1973年到京城工艺美术工厂参观时,对一件景泰蓝新产品大瓶异常喜爱。
他当即对陪同参观的人要求购买这个大瓶。
但厂方说不能卖,小邱吉尔很不理解,说“你们厂自己生产的东西为什么自己不能出售?”
厂方则以新开发的产品是展品不能卖做解释。
小邱吉尔说“新产品也是产品,工厂开工生产产品难道不是为了赚钱吗?你们说多少钱我付还不可以吗?”
厂方又再三婉拒,但小邱吉尔是非要买不可。
无奈,厂家最后只好向上级公司请示。上级公司又向其上级请示。
小邱吉尔从下午一点一直等到四点多钟,工厂临近下班,才得到可以出售这件产品的指示。而这件约一米高的景泰蓝大瓶产品完全没有包装。
最后小邱吉尔只好自己亲自用肩膀扛走了,但他一再对工厂表示感谢。
哪怕改革开放后,一些对外宾开放的工厂被准许设立小卖部了,但这种情况也依然没能好转多少。
因为虽然厂家只出售本厂自产加工的产品,但也要由商业部门派人到小卖部任售货员,不能直接走厂家的账。
凡出售的产品,要先走商业的账,算是从工厂提出货,商业进了货,这才算符合手续。
所以,当宁卫民和乔万林来到其他的工艺美术厂家时。
他们所面对的景象就是这些创汇大户们,普遍把日子过得精穷。
没办法啊,交的多,留的少,自然就造成了家底薄,资金少,包袱重的局面。
为了手里能有点活钱,这些厂子真的没办法,不仰外贸部门和商业部门的鼻息。
另外在生产上,因为太吃亏,厂家们也不爱做高端精品了。
这很正常,白费力气赔本赚吆喝的事儿谁爱干啊?
何况厂里没钱,就没有能力投重资花时间培养接班人,研究开发高精端的新产品。
与其努着劲做出好东西便宜外贸那帮人,让他们吃的肚儿溜圆,完成业绩目标。
还不如干脆就省点力气,多生产些技术要求低,成本优势明显的大路货,走内销途径更实惠。
也省得现有工人们天天因为待遇福利差发牢骚,抱怨入错了行啊。
不过实际上也得说,这些工艺美术行业的厂家,虽然手上没钱,可真正家底儿还是很厚实的。
因为几乎家家的库里都存着些因为题材受限,被拒绝收购的东西。
或者是因为制作成本太高,他们与外贸谈不拢价格的商品。
更何况全市的内销渠道相当有限,京城上规模的工艺美术品商店,只有王府井工美服务部这么一家。
这就导致各个厂家能够送去销售的产品种类太有限了。
许多生产出来的商品都只能压在库里,轮换着往商店里送。
那么可想而知,这是多么让宁卫民美得冒泡的一件事。
这种情况对他来说,想占便宜再方便不过了。
别忘了,他可为办饭庄诸多需要定制的产品,得到区里特许,来和各个厂家寻求合作的。
这些看似麻烦的活儿,因为必须直接和厂家对接,属于特事特办。
谈价是不用顾忌商业口儿和外贸单位的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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