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在日本开餐厅就这么有吸引力吗？
为什么他就对公司总经理的位置一点都没有染指之意？
另外，邹国栋对自己的未来也有点迷茫，有点恐惧。
他怕日后万一那一天，宁卫民真的后悔了，那他该怎么办？
如果重新面对权力的冲突，他还能否做到像半年前那样，主动对宋华桂表示应该提拔重用宁卫民，能否坦然把已经到手的权位归还？
说实话，他真没这个信心！
难啊！真难！
要是还吧，他不甘心白忙一场，最终替人做嫁衣。
可要不还，他又觉得有点不义，毕竟宁卫民才是背后定计，理所应当该居首功之人。
所以这样的心理活动难道不是很正常吗？
换成谁又能坦然入梦呢？
就这样，几乎放到了天色放亮，邹国栋也没想明白，宁卫民到底所图为何。
而将来万一发生这样的情况，自己又该何去何从。
他索性也不想了，就抱定了一条底线，宁当真小人，也不做伪君子。
为了不影响双方的互信关系，也为了将来不用面对更棘手的局面。
他决定自己说什么这次回去前，也得找机会问清楚了宁卫民对于未来的打算。
看他到底是如何规划他自己的未来，定位他们彼此的工作关系的。
这才算是心里踏实下来，沉沉睡去。
结果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些他百思不得其解，又有点不好意思启齿的问题。
都没等到他开口问，宁卫民就主动给了他答案。
只不过宁卫民初衷可不是专为他解除疑惑的，而是为了给驻日大使馆的商务参赞一个交代，顺带着才随口吐露出来的。
这事儿具体经过说起来也挺有意思，首先起因居然是由华夏公司和日方合资办厂签约这件事上引起的。
敢情为了不让日方小觑，周全华夏公司的颜面，在和日方正式见面接洽之前。
宁卫民不惜血本的花钱。
不但给邹国栋租了东京帝国饭店的豪华套房，为他从酒店租了一辆带司机的劳斯莱斯，给他买了一块万国手表。
并且还在位于日比谷公园里，当年孙先生留日，时常光顾的老牌西餐厅——松本楼包了场，作为正式签约和举行庆功酒会的场所。
这些开销差不多得有三百万日円。
但有钱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让宁卫民唯一感到棘手的就是人手不足。
要知道连酒店的司机在内，宁卫民一方才不过三人而已。
这实在显得势单力薄了些，就这么和日方接触，难免会让日方产生轻视。
于是宁卫民就灵机一动，就求到了驻日大使馆的商务参赞的门下，要求临时借俩人帮帮忙。
当初因为霍司长的关系，宁卫民一来东京就拜见过这位干部，礼物送得不薄，还一起吃过饭。
这种时候，人情可就管用了。
何况听说事关在华投资建厂，这也算是跟参赞的工作挂上钩儿了。
参赞自然不好推诿，便很爽快的调拨了两位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充当他们的临时随员。
还别看都是女性，可在她们各自的工作范畴都是极其专业的。
这个翻译是北外毕业的硕士生，助理也是人民大会堂选出来的服务人员。
好嘛，这下可好，宁卫民一行人的格调一下就上去了。
和日方见面会晤的过程简直太有面儿，太顺利了。
不但那作为邹国栋翻译的日语，语速、表达方式大方端庄，透着一种肃穆的官方派头。
就连助理为邹国栋所提供的服务也是不慌不忙，面面俱到的。
要知道，参加过三次国宴的服务人员，那服务水平可不是普通人仔细一点就能比的。
气质、心思、反应、临时应变的举措，都大不一样。
说句不算吹牛的话，在宁卫民的眼里，他们和日方的接触是完全不对等的一次见面。
虽然日方财大气粗又占地主之利，呈现出土财主一样的傲慢做派。
但在中方充满官气，绵里藏针，宛如外交场合一样气氛下，这种傲慢越来越显得庸俗掉价。
于是很快日方的节奏和气场就掌控不住了。
尤其当社长长谷川英弘姗姗来迟的出现后，邹国栋通过翻译开始代表华夏公司讲话，把签约的事儿开始了实质性的推进，日方几乎就完全是被中方牵着鼻子走的。
故意迟到的日方长谷川英弘很快就察觉到了失礼的尴尬和气氛的不对劲。
于是不得不顺势表达了歉意，态度随之放低了不少，跟着接待规格也上调了。
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合作氛围挺到位的大圆满结局。
签约之前，日方还主动派人给邹国栋的住处送了价值不菲的礼物。
并在银座的梅村，相当高级的一家料亭。
社长长谷川英弘和副社长高田一起出面，正式为邹国栋接风洗尘。
就这样，华夏公司和日本皮尔卡顿株式会社总价二十几亿日元的重大合作，就这么有惊无险的定下来了。
应该说，驻日大使馆的两位工作人员确实帮了大忙，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但问题是，这件事办成后，大使馆的商务参赞因为大致了解到合作签约的内容。
对于皮尔卡顿华夏公司和日方占股差距之悬殊，也不免产生疑惑。
所以就专门询问了他们，为什么要答应这种极其不公的合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