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镇借口总兵及几名副将阵亡，请朝廷准许撤兵到安徽境内休整。朝廷不许，只允许到杭州休整，担心南洋镇不满，又派钦差好言劝慰了一番。
在清英战争之初，主战派势大，主和派只有琦善、伊里布等少数官员。但到了此时，当初的主战派几乎全部都转为了主和派——并非投机取巧，而实在是因为这些主战派一旦被派到前线，见识到英军军力，马上就变得不再唱高调，现实起来。
这也使得邹汉勋受宋插之托，寻找“唱高调”的清流未果。斟酌再三，邹汉勋和宋插把目光放在浙江巡抚，刘韵珂身上。
刘韵珂1792年出生于山东济宁汶上一个富裕农民家庭，十六岁中秀才入京城国子监学习。虽文章锦绣，但在科举中始终未能更进一步。这一点，倒是与邹汉勋非常相似。
在国子监的拔贡考试中，他以朝考第一名出任七品刑部京官，随后坎坎坷坷，三十岁上因为一副对联被道光帝欣赏，官运开始顺畅起来，历任刑部额外主事、员外郎，因为京察一等记名，又授道府级官阶，接着任徽州知府、安庆知府、云南盐法道、浙江按察使、四川布政使。
1840年7月初，英军第一次攻占了定海。时任浙江巡抚的乌尔慕额因“事前既无准备，临事不合机宜”被革职，刘韵珂临危受命。到任后，刘韵珂于宁波安抚难民，并在沿海巡防，采取积极的防御措施，与闽浙总督颜伯焘督抚一心收复定海。又亲赴前线配合两江总督裕谦收复定海，期间还多次征求林则徐意见，并积极支持乡民自发抗英。
1841年6月，英军从广州退兵后，道光下令各省撤兵时，一向听话的刘韵珂竟抗旨不撤，并奏称“臣自上年蒙恩擢任来浙，以英逆胆敢犯我瀛壖，切齿痛恨，欲加痛剿，以泄愤懑，而振国威……”。
同年8月，英军再攻定海，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及三总兵殉国，定海、宁波失陷，在此危机情况下，刘韵珂依然镇定指挥，积极防御，保住了省城杭州和绍兴等地。
即使在大风向转向和谈时，他依然尽量以客观的态度分析和战的利弊，向道光上了著名的“十可虑”奏折。一至七可虑为，英方武器精良，又有汉奸帮助，自己军心、民心不二用。第八可虑，因为战争，糟粮难收，大军失利，军心不稳；第十可虑，因战乱频繁，当地军民相背，官军顾此失彼。敢于讲真话表现了刘韵珂的忠心，他也因此成为了在交战省份中唯一未获咎处反得升迁的督抚。
而民众对刘韵珂的评价也颇高。当时有对联评价浙江官场，“扬威威不扬靖逆逆不靖两将军难兄难弟；定海海未定宁**未宁一中丞忧国忧民”。其中“扬威”指“扬威将军”奕经，“靖逆”乃奕经之弟“靖逆将军”奕山。兄弟二人寡谋少断，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中丞”即指当时的浙江巡抚刘韵珂。
此时主战派要么转为主和派，要么被罢官，要么阵亡，也就只剩这个一心抗英的干吏可以利用。商议已定，由于宋插不便出面，邹汉勋费了些心思，走了林则徐的门路，以私人关系给刘韵珂递上了拜帖。
刘韵珂在杭州防务前线接见了邹汉勋。邹汉勋曾在西洋学习，这在官场中很多人都知道。刘韵珂接见邹汉勋，也有想了解西洋事务的原因。
邹汉勋趁机把西洋财政、税务、海关、贸易问题一一扼要讲给刘韵珂听。刘韵珂是经年干吏，听到西洋人处理政务的方式，颇觉新鲜巧妙，不禁频频点头。
听邹汉勋说完之后，刘韵珂不禁问道，
“叔绩，你认为是否此后我大清也应向西洋各国学习?”
“玉公（刘韵珂字玉坡），英夷从贸易中获取巨额财富，又长年在海外四处征战，商战互相促进，是以强大。我大清虽然幅员广大，但农民众多，仅能自养，少量盈余勉强养兵；贸易财富被广州十三行垄断，收购时一再压低茶叶、丝绸、瓷器价格；出口时却对洋人漫天要价；上缴朝廷税赋时，又无他人可以插手，税赋微薄。如此以来贸易量减少，利润又集中到广州十三行私人的腰包里，于朝廷、于民甚至于洋人都不利。长此以往，朝廷自然不重视海外贸易。这是我大清与西洋诸国差距的核心之处。”
刘韵珂点点头，又摇摇头，
“我大清自有国情，农民众多，若是都去经商而不务农，动摇国本。能不能获得财富不一定，但盗贼势必风起。”
邹汉勋顺着问道，
“那玉公以为，若是划定几处区域。区域内鼓励商人和外贸，如何？这样可以保持其余地方稳定，又能多几处进出口与广州十三行竞争，这样贸易扩大，朝廷税赋增加，茶、丝、瓷商所获增加，也可以安抚洋人。”
刘韵珂沉默了一会儿，
“只怕朝中，与这广州十三行关系密切的大人们不同意啊……”
邹汉勋听到这里，假装思考了下，说，
“我倒有个法子。如今南洋镇是我大清中唯一与英夷可战之兵，其民又以海外商贸为生，惯常与洋人交往。不如以南洋镇之名奏请皇上开辟通商口岸，将外贸、商战之事托于南洋镇，朝廷专注于海关事务，扩大税收。岂不两全？”
刘韵珂看了他一眼，笑道，
“那南洋镇给了你多少好处，让你来做说客？”
邹汉勋脸一红，撩褂子跪倒，告罪道，
“不敢欺瞒玉公，下官确是受南洋镇所托。
下官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