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登州城的第三天，苏超和白老虎以及戚继光的奏折和书信，连同今川优子写给嘉靖皇帝的奏折一起送去了北京城。
苏超三人的奏折都是商量着写的，每本奏折都从不同的角度写了扩大水师的必要性。
苏超更是在奏折里建议调拨一部分水师组建“大明帝国皇家海军”，而且详细的分析了组建皇家海军的重要意义。
同时苏超还在奏折里对西方几个海上大国的情形进行了分析，预估了未来十几二十年里这些西方国家会对大明造成什么样的威胁。
戚继光的奏折走的就是实打实的风格，虽然没有提出组建皇家海军的建议，但是字里行间都是在强调船坚炮利的作用，特别还列举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军舰的规模，以及西方国家档鹊取
而白老虎的奏折却是没有着重提水师或者是海军之事，只是将他这段时间跟苏超在一起时看到的，听到的，以及苏超和戚继光等人的言行向皇帝表述了一遍。
尤其他还特意跟嘉靖皇帝讲了一些从海商那里听来的一些消息，比如西洋列国如今的海上力量等等。
虽然他还没有见过一个海商，但是这并影响苏超帮他编出这么多的故事来。
同时白老虎也在奏折中向嘉靖皇帝暗示了，这海上走私是阻挡不住的，还在奏折中说了一些民间的谚语，比如：“禁越严而寇越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
再例如：“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
“大荒.....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
“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
“东南诸岛夷多我逃人佐寇”。
当然，这些话都是苏超帮着白老虎写的，为的就是告诉嘉靖皇帝这堵不如输，禁不如开。
要知道这大明禁海自明太祖朱元璋的时候就开始了，就算是到了嘉靖朝的时候，由于嘉靖尝试过一次开海，结果朝中众臣几乎没有不反对的。
最后双方斗争的结果下来，嘉靖不但开海没有开成，反而被逼着加强的禁海，这也就成了嘉靖朝倭寇横行的原因之一。
其实大明之所以持续了一百多年的禁海政策，这也跟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有关，这老哥儿的目光实在是太短浅了一些。
元末明初，日本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伐。在战争中失败了的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浪人（即倭寇）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
对此，洪武年间，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实施自明朝开始的海禁政策。
早期海禁的主要对象是商业（商禁），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进贡除外）。
明永乐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是放开的只是朝贡贸易，民间私人仍然不准出海。
而后随着倭寇之患，海禁政策愈加严格，虽起到了自我保护的作用，但大大阻碍了中外交流发展。
隆庆（这哥们儿就是嘉靖的儿子）年间明政府调整政策，允许民间赴海外通商，史称隆庆开关。
海禁的解除为中外贸易与交流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传统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王朝政府经营的朝贡贸易，一种是由民间私人经营的私人海外贸易。
朝贡贸易是指海外国家派遣使团到中国朝见王朝皇帝，“进贡”方物，中国王朝则予以官方接待，并根据“怀柔荒远”、“薄来厚往”的原则，回赠进贡国以“赏赐”。
“赏赐”物品的总价值大于“进贡”物品总价值的数倍甚至数十倍。
“进贡”与“赏赐”之间有着物品交换关系，体现着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更体现着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服务于政治关系。
中国王朝国家多能积极经营朝贡贸易，确立有明确的政策，制定有完善的制度，设立有具体的经管部门。
由政府一手经管操办，是朝贡贸易最为显著的特点，带有明显的政治属性，不是正常的外贸形态。
明初，沿袭唐、宋、元朝制度，继续实行政府控制经管的朝贡贸易政策。
朝贡贸易导致不断赔本，以致“库藏为虚”，给明王朝带来了越来越沉重的财政负担。朱元璋认为明朝的根本在于农业，而农业的产值足以养活大明王朝。
而在朱元璋争夺天下的时候，江浙一带的海商，甚至当时居住在泉州一带的外国商团曾经协助过张士诚、方国珍等人与之争夺天下，使他对海上贸易产生了恐惧。
对于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和倭寇的猖獗，明太祖朱元璋确立了严厉禁止的政策，估计也是怕再有海商和外国的商团鼓动人造反，推翻他的大明王朝。
明朝建立不久之后却发生了所谓胡惟庸“通倭叛国”的大案。这件大案的节点是胡惟庸暗中勾结倭寇妄图推翻明政权自立为王。
虽然后世史家对此结论多有质疑，但当时倭寇作为一种威胁明朝的外部势力却是不容小觑的。
曾经进兵收复海南的大将廖永忠因此向朱元璋上言建议彻底消灭倭寇，加强海防。
洪武三年，明政府“罢太仓黄渡市舶司”。
洪武七年，明政府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