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的督师衙门设在原本的徐州府正堂，从大门到二门，仪门，内宅门，一切关隘都由衣甲鲜亮的督标士兵把守，孙传庭的中官都是跟随他多年，全部是在陕西选取出来的漂亮英俊，而不失武勇的关中青年俊彦，所以用来站班守备，十分的具有威仪，令得前来参见孙传庭的大小官员都无形中受到震慑，没有见面就开始胆战心惊。
这种威风凛凛的仪卫，再加上他的地位，还有高悬在公厅正中的尚方宝剑一起，都是他不可冒犯轻忽的督师身份的一部份，哪怕就是高杰这样的农民军出身的悍将总兵，到了如今的这种局面，仍然是对孙传庭敬畏有加，就是因为孙传庭驭下有方，绝不会在任何时候叫部下看到自己的软弱和犹豫迟疑。
在这一点上，他很自负，也确实有自负的理由。此时此刻，孙传庭就对镇守南京的史可法有绝大的不满！
史可法，方正有余，机变亦有一些。而最大的软肋就是进取不足，为人处世是没有问题，但涉及国家政务，就显的优柔寡断，信心不足。
早在孙传庭刚到徐州之时，就写信叫人快马送到南京，劝史可法与他一起联名，一个是镇守留都的阁部大臣，是东林党的领袖人物，有十足的号召力，而孙传庭自己则是督师大臣，与高杰一起握有重兵，两人联名号召，命令其他镇即刻起行，齐集在徐、州、凤、寿等地，然后由史可法领头，以勤王或是北伐之名，北上援救君父，最少，要造成一种浩大不可侮的声势出来！
闯贼在山东没有多少兵马，河南一带也很空虚，而山东和河南一带的士绅和官吏也不停的在给流贼的伪官政权添乱，闯贼在很多地方都无法治理。
这样的局面，只要有人登高一呼，自然是四方响应，局面就会大有不同。但不知道为什么，史可法对他的提议反应冷淡，而四镇中除了高杰一镇可以为孙传庭掌握外，其余三镇也根本对他不加理会。
这里头，当然有很多原因，比如刘良佐骄悍不法，刘泽清则与东林党关系密切，和左良玉一样，都只听东林党的命令而行事。
现在京师情形不明，三镇也是纷纷从河南山东等地刚撤下来，行北伐之事，也确实有力不从心之感但这一切都不是理由，关键还是史可法的态度暧昧不明！
而到了今天，北伐尚且遥遥无期，根本对京师的大局无法造成一丝一毫的影响，据孙传庭听到的消息来说，史可法等人每天会议扯皮，根本一无决议可言这样的结局，自然是叫他深为失望了！
不过，孙传庭自从崇祯十三年被下狱，然后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心志之坚，也早就不是常人能比，在十分困难的情形下，他还是派出了自己的两千多抚标，步骑都有，沿着运河驿道北上，大造声势，托言北伐，用这种举措来吸引山东和河南等地闯军的注意力万一皇上和太子从运河南下，他的举动当然就是一种有力的接应了！
但是，十来天的功夫，他的部下前锋已经抵达泰安附近，也派探子更北上打听消息，可惜京师方面的消息都是含混不清，有人说皇上已经殉国，因为宫中有太监看到皇上和王承恩上了万岁山，也有人说皇上和太子都不知所踪，更有人说是从运河南下，已经在赶往淮安的途中当然，由天津出海的传言也不少，只是当时的人对海道实在是不大了解，这个真实的情况反而被掩没在很多似是而非的流言之中，变的不那么真实和可靠了。
在众多的幕僚和下属面前，孙传庭还是那副刚愎自负的样子，似乎什么事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众多流言和京师情形，都无可介怀。
但只有在他自己独处的时候，想起皇上不能南下，而南方势必陷入自乱，而皇太子有知遇之恩，更有援手相救之德，孙传庭相信，若不是皇太子在朝中为他说话，暗中活动，以他在朝中毫无根基，甚至和东林党有很大冲突的情形下，上次自渭南不战而逃，很可能在途中就遇到锦衣卫的校尉，出诏旨将他立斩，最少也会押赴京师，关在狱中审问，或是明正典刑。而现在皇太子下落不明、踪迹皆无，怎么令他心焦如焚。
若不是殿下，吾尸骨已经寒矣！可吾一无所能，只能枯守等候消息，思想起来，真是一无所用！在公厅之中，一个人独处之时，孙传庭绕室彷徨，惶然无计。
该做的，他也是全部都做了，但除了徐州这一小块地方之外，以他任官的资历和实际的影响力来说，在南直隶这一块，他的影响力实在是小的可怜，不要说和史可法等东林党人比，就算是和凤阳总督马士英相比，也是远远不如，毕竟马士英在南直隶这里任官多年，包括刘良佐等镇在内的不少军镇受过他的直接指挥，在朝中也有不少同盟，相比于史可法，孙传庭倒是看了出来，这个马士英颇有手腕和心机，是一个应该正视的强劲对手。
天下这盘棋已经乱了，以往种种已经不足以为法，而很多原本默默无闻之辈，在此时此刻，反而是变的举足轻重起来。
就在孙传庭绕室徘徊的时候，一个长的很漂亮的中军官快步到他的身边，低声道：大人，高杰总兵官说是身体不适，听了大人的宣召后派了一个中军游击来，说是大人有什么吩咐，交代给这个游击回去照办就是了。
孙传庭和高杰一路从陕西过来，两军时分时合，到了山东一带，兵部行文，将一些零散武装划给了孙传庭的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