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州等地的攻城掠地毫无难度可言，地方上的守军既无战斗力也无士气，而且还有周培公这个内应协助，明军不但很清楚守军的实力，也不用担忧会有清军的增援前来骚扰。这些战斗工作邓名都交给浙军负责，李来亨的军队则充当预备队，在战场外观战——毕竟邓名也要防备张长庚一手，虽说邓名并不认为现在武昌还有勇气偷袭明军。
对几个小城的攻击邓名依旧采用爆破战术，从江南收集到的火药对付南京未必够用，但对付湖北的县城却非常富裕。邓名之前反复强调的战斗笔记再次起到重大作用，虽然浙军并没有爆破经验，但是在邓名和他的卫士的战斗笔记的帮助下，很快就掌握了爆破的技术。
和刘体纯在郧阳一样，邓名也让浙军在破城后利用城墙进行练习，李来亨也派手下前来旁观，很快明军的穴攻和爆破技术都有了长足的提高，他还告诉兴致勃勃的明军军官们：“等回到夔东后，可以再去向刘将军请教，现在刘将军肯定是夔东爆破第一人。”
满怀不安的百姓看到：明军来攻城、攻下了城，没有发生任何强行征丁、征粮的行为，只是在衙门周围悬榜，号召有志气的人参军。明军还传檄四郊，宣称任何愿意跟他们回川的平民，每个男丁都可以获得二十亩的免费土地，女子十亩，只要耕作十年并每十亩缴纳一石的粮食就可以成为这些耕地的主人。尽管大部分人对这种好事将信将疑，而且很多人也觉得四川太远了，但还是由一些贫农，愿意跟着明军走去碰碰运气。
每次邓名从一座城市离开后，周培公就领着军队前去收复，这次跟着周培公从武昌赶来的还有两千多清兵，带领他们的都是张长庚一系的绿营军官。给他们报功的奏章周培公早在收复城市前就已经写好，收复一地后，这些军官就拿着张长庚的委任状走马上任。除了这些武官外，还有一些缙绅子弟跟着一起前来，他们作为周培公的幕僚帮着赞画军务，这些人同样会从收复工作中捞到一份军功，轻而易举地成为新的地方官吏。
根据与邓名的约定，周培公三令五申不许骚扰百姓，这点同样得到了军官、幕僚们的坚决拥护，除了本土乡情外，他们也需要良好的军纪来与地方缙绅结下善缘——他们都是来当官的，不是来当土匪的。
很罕见的一幅场景出现在了湖北各府的土地上：军纪严明的明军来了，又走了；然后是军纪严明的清军紧随而至，进城之后同样是秋毫无犯。
地方上的缙绅、百姓都对周培公与邓名的密议一无所知，只知道周培公是个既勇敢又亲民的好官，不但能做到毫无畏惧地跟在明军身后，还从来不曾借机祸害地方。
顿时周培公在湖北声名鹊起，他带来的文武官僚集团也得到了地方上的交口赞誉，当然，在称赞周培公的同时，大家也不会忘记歌颂一下张长庚的识人之明——很多人还是真心实意的。
不久，邓名经过精心准备，一举攻破黄州府府城，把胡全才的旧党差不多一网打尽，在府城中休息数日后，带着大批缴获的船只和物资离开，向武昌进发。而胆色过人的周培公很快带着五百精兵赶到，明军前脚刚走他就进入城中安抚人心。周培公上午进入府城衙门，中午就张榜安民，本人更马不停蹄地拜会城中的名流。为了让逃难的百姓尽快回城，周大人还敞开四门，跟着周大人一起赶来的幕僚也尽数入城，沉着地开始在衙门里办公。
此举当然大大地稳定了人心，不过缙绅和百姓们在钦佩、惊讶之余，也为周大人捏了一把汗。幸好明军丝毫没有回头的意思，得知明军的后卫部队头也不回地远去后，缙绅们纷纷议论，虽然周大人玩的是空城计，但想必明军那边也忌惮周大人的智勇啊。
虽然周培公对父老非常谦恭有礼，但对那些临阵脱逃的官吏则称得上是铁面无私：很多胡党余孽看到清军光复府城后，纷纷赶回来向周配公哭诉。还没等他们诉说完死里逃生的惊险，周培公就脸一沉把他们尽数拿下，革职查办毫不含糊，无论这些犯官是倾尽家产行贿，还是搬出亲朋靠山都无济于事。
于是乎，周培公的名声变得更加响亮了，不过短短几天，黄州府上下都称赞周大人虽然年轻，但胆大如虎、爱民如子、更铁面无私，简直就是古今完人。良好的名声，令人有安全感的智勇，更是张长庚的嫡系，很多缙绅都觉得将来这黄州府的知府一职肯定逃不出周完人的手心。在这种心理下，大家纷纷登门拜访周完人，送礼问安，还由黄州府的缙绅领袖牵头，集体给武昌的张巡抚上书，要巡抚大人向朝廷保举周大人为黄州知府——其实就是规模、价值小一些的拥立之功。
除了处理公务以外，周培公还多次巡查城防，亲自检查每一处城墙的豁口。由于这是邓名预定攻打的最后一座城市，邓名把沿途缴获的所有火药都用在了黄州府的城墙上，采用四处同时爆破战术。周培公站在豁口的城墙边上，抚摸着残墙若有所思。
和其他收复的城市一样，目击者都报告明军转眼就挖塌了城墙，这和周培公在钟祥的印象相吻合。
“钟祥那次，我被俘前曾多次询问过明军到底在干什么，能不能一天就挖塌城墙，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这绝不可能。但城墙就是一天就塌了，回去后我还受到不少人的挖苦讽刺，说我夸大其辞。事后我又问过很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