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邓名还考虑进行一些经济规划，不过掂量了一番自己的数学水平，以及能够在这个时代找到的数学帮手后，他放弃了这个想法。
秀才功名的给予问题，成为了成都周围军民最热衷于讨论的话题。自从新政策发布后，现在无论是城外种地的秀才，还是成都府的驻军，几乎人人都把“秀才”和“欠条”挂在嘴边。熟人见面，互相问好之后，不出三句话就会讨论起这个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现在成都附近的百姓都是散居而没有形成村落，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德高望重的族长出来进行总结性发言。临时搭建的宣讲台一下子变成了居民聚集的场所，加上现在又是农闲阶段，众多秀才终日聚集在一起议论这项政策。
得知此事后，邓名立刻找到了仍毫无反应的刘晋戈，让他派人去各个宣讲台站岗。这些宣讲台都是提刑衙门的兵丁在荒地上搭建起来的，邓名认为它们应该是成都官府的财产，因此每个登台讲话的秀才要收一元作为演讲半个时辰的费用。付费后会有提刑衙门的兵丁帮助维持秩序，不许别人抢夺付费者的使用权力，还可以提供一个铁皮扩音器。由于欠条刚刚开始印刷，所以如果演讲者手中没有，可以在提刑衙门记账。
半个时辰一元，这当然并没有多少收入，可邓名希望借此进一步巩固欠条的信用。此外，一元就相当于一升粮食，肯花一升粮食上台说话的，大多都是比较有政治天赋的秀才，既需要进行鼓励，也值得把他们的姓名记录下来跟踪观察。
白天用于演说的时候，这些讲台是免费旁听的，但从傍晚开始也许会有收费演出——这个主意依旧是邓名想出来的。刘晋戈多日来苦苦思索，但一个收费项目也没想出来。
刘晋戈按照邓名的建议，从成都府军中挑了一些士兵组成演出队，去远近的宣讲台巡回表演戏曲和杂耍，每个观众要收一角的门票钱。虽然表演的水平相当一般，但观众们还是提前赶来占个好位置，看得津津有味。事先邓名曾和刘晋戈和卫士们说，现在欠条的信用度比较低，所以百姓很愿意用来消费——以前若是让百姓隔三差五地花几个大钱去看戏，多半没有多少人愿意去——事实也证明了这个判断，虽然收入有多有少，但各个集合点的演讲费和表演门票收入加起来，一天也能给提刑衙门挣回百来元钱。
实施后的第二天，邓名又去视察了一遍。邓名对刘晋戈说，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等到农民更富裕了，可以根据座位的前后区别收费，比如第一排三角、末排一角，通过消费者对消费质量的追求和攀比心理提高收入。见到邓名随随便便就能拿出一个又一个回收欠条的办法，刘晋戈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且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胜任行政长官的能力。
不少卫士都觉得刘晋戈确实没有什么悟性。任堂虽然略有同感，但还是好言安慰刘晋戈说，在这个世上，恐怕很少有比邓提督更会做买卖的人了，输给邓提督实在不是什么丢脸的事。
半个月后，先后从江油和绵竹返回的刘曜、杨有才二人，从两地带回了五千多男丁，还有两千妇孺。得知成都的巨变后，刘曜和杨有才暂时都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这一年来，邓名的种种政策给二人带来不少好处，让成都恢复了一定的自卫能力，因此他们对邓名的任何新政策都不会立刻反对。
刚刚抵达成都的五千多男丁，他们的身份大都是隶属于将领的辅兵，住下几天以后听说了邓名的法规，立刻就掀起了退军还民的狂潮。
大批的军户纷纷奔到刘晋戈的提刑衙门前哭诉，说他们本来就是大明的百姓，是被江油、剑阁等地的军官强逼着从军的，现在他们坚决要求邓提督为民做主，恢复他们的平民身份。不少人还表示愿意按手印，保证缴纳双倍的保护费给提刑官衙门，如果还不行，三倍、五倍也可以商量，只要能换到欠条成为秀才就好。
这种思潮当然给刚刚抵达成都的外地将官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他们根基不稳，只能跑来向邓名诉苦，称这些辅兵多年来都在他们的军中吃粮，本人不但坚持抗清，而且还响应号召来到成都投奔邓名，要求邓提督看在他们这些功劳、苦劳的面子上，让提刑官衙门回绝辅兵们的无理要求。
至于成都的本地官兵，目前还暂时持观望态度。刘曜和杨有才的控制力相对要强一些，所以成都兵打算先看看外地兵的闹事结果，如果外地兵得手，他们再参与闹事不迟。
察觉到自己身下是一座酝酿着喷发的活火山，刘曜和杨有才也坐不住了。和自己的手下以及外地军官进行了充分交流后，二人联合任堂一起找来。邓名知道这就是成都军方和士人集团的联合反抗，对此他不敢掉以轻心，早早就打定了分而治之的念头。
请刘曜和杨有才坐下后，邓名首先笑容可掬地再次称赞了一遍他们执行焦土抵抗的功绩，对他们带回如此众多的男丁表示了极大的欣赏。眼下大敌当前，邓名根本不愿意触怒任何军方势力，更不用说代表军方势力而来的刘、杨二人。
民政是军事将领不该插手的，否则就会引起君父的猜忌，除非民政严重影响到军心。正是因为这种思维惯性，所以刘曜一开始并不打算在秀才功名上对邓名指手划脚，直到军中暗流涌动，让大小军官都惊慌失措。
刘曜首先质疑的就是平民享有的权利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