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成都的权利分配依旧很混乱，邓名没有在成都进行长期停留的时间，每次都是搭建一个框架就急急忙忙出征，而且总是一去就数个月不归，这导致成都各派都有争夺权力的空间和机会。
对邓名来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川军不进攻就是等死，每次暂停进攻都是往毁灭的悬崖边迈了一大步。因此邓名不可能考虑留下监督、指导成都的发展，再说对外掠夺对发展成都也有极大的益处，迄今为止邓名从李国英手中捞到的东西最少，但就是那几百、上千头牛，四川自己就是闷头鼓捣几年也别想鼓捣出来。
虽然上次离开成都前邓名组建了税务局，并把税收工作从知府衙门转移到了税务衙门，但在邓名离开时还没有尽数完成。等邓名越过武昌向下游进发后，刘晋戈也就停止向税务局移交权利，即使在邓名的框架上后者都是知府衙门的下属机构，对此自然也是无可奈何。
邓名对川盐很重视，因此刘晋戈对此也很重视，他因为精力问题不能插手各个行业，之前把管不过来的行业大都移交给了秦修彩，但盐业利润又高，又是邓名的重点扶持项目，刘知府当然牢牢握在手中不肯松手，盐税问题刘晋戈一向是亲自过问的，就连税款都是直接上缴给知府衙门而不是通过税务局。
成都的大部分人对此也视为理所当然，其中包括税务局长秦修彩在内。
税款直接上缴给知府衙门才是传统，而税务局这个中间结构反倒是新兴事物，当初邓名建立这个机构的理由也是为了帮助刘晋戈分忧——成都官员也都接受了这个说法。既然是帮忙的，那换言之就是帮刘晋戈处理他不想受的累，而刘知府很愿意亲历亲为的事情税务局自然管不着。
有知府衙门撑腰，卢欢对朴烦这个税务局副局长没有一点儿畏惧心理，还不依不饶地对税务副局长说道：“若是税务局能退还我们的税，让川盐的盈利维持在每百斤百元，代售的淮盐每百斤五十元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接受朴局长的定价。”
朴烦当然做不到，盐税是邓名定下的，就连刘晋戈都未必能修改，再说税也不是税务局收的，他去哪里给盐商退税？
见朴烦不说话后，卢欢又冲着于佑明说道：“如果我们在武昌每收一元工业银行的凭据，工业银行都按照三倍的价格在成都补偿我们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接受。”
于佑明当然也答应不了，其实就算于佑明答应，卢欢的考虑结果多半还是不接受，因为就算成都工业银行给三倍兑换率，对盐商来说不过是没有吃亏而已。但现在武昌欠条紧缺，这三分之一需要欠条的盐可以溢价卖出。现在盐商的惯常做法是，按照成都知府衙门的意思，让武昌用知府衙门指定的物资来交换，其中甚至还包括人口——虽然邓名走之前曾指示刘晋戈要找机会获得工匠，将来有可能的话要设法输入火药和青铜，但鉴于成都男多女少的严峻形势，刘晋戈已经把邓名的政策修改为输入未婚女子为优先。
除了背靠知府衙门这靠山外，卢欢还隐隐觉得自己是比于佑明和朴烦更高等的国民，他和其他盐商都是刘曜的辅兵，不管他们辅兵在军中的地位多么低微，卢欢他们依旧是川军本土派，是成都最早的势力。盐商雇佣的人手中，也是以本土派为主，尤其是曾经在刘曜、杨有才手下服过役的人，更是深得卢欢等人的青睐，从绵竹、江油、剑阁等地驻军中退役的人，虽然距离稍远但也属于卢欢划分中的最高等人。邓名手下的五大将中，卢欢他们最喜欢的是李星汉，认为他是本土派的人；虽然刘曜、杨有才以及他们的心腹神神秘秘地不肯透露清楚，但卢欢他们都听说过不少关于拥立的传言，那就是刘曜、杨有才、李星汉这些本土派曾经抱团拥立过少蜀王邓提督。
其次就是虁东军，虽然这帮贼名还没有洗清，但他们也算是四川人，因此在卢欢这批人眼中，周开荒是邓名五大将第二顺眼的。现任成都知府刘晋戈出身和周开荒差不多，而且这位刘知府听说也曾跟着邓提督在东川府征战，还为保护邓提督受过伤，因此卢欢对他也是很尊敬的。
再次就是建昌那批人，西贼是川军的敌人，现在虽然迷途知返向少蜀王输诚，但显然不能和嫡系川军相比，而且卢欢他们认为这些西营的忠诚依旧可疑，这从西营出身的五虎之一赵天霸身上也可以找到迹象，比如他就不肯追随邓提督东川和昆明——卢欢他们既分不清建昌西军和赵天霸的关系，也不知道赵天霸去不了东川府的真正理由。
而于佑明这种明显是从外地逃难进川的蛮子，虽然是明军嫡系而不是什么贼，但在卢欢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和西营基本持平。按说朴烦也是四川人，应该能被划分进本土明军嫡系，可不幸的是他的熊兰的手下，熊兰反复叛变的事情在成都已经传开了，因此在本土派眼中，熊兰一伙儿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和西贼看齐去了。
本土嫡系的出身，还得到邓名的大力扶持，这次明军甚至会为川盐盐商的利益而改变战略，这让卢欢、叶天明他们高人一等的心理变得越来越强烈。正是因为心态的改变，本来他们这些辅兵一说起曾经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战兵就咬牙切齿，但现在他们反倒在退役后开始生出同袍的感情来。上个月挣了一些钱后，卢欢、叶天明等几个盐商还专门去了一趟都江堰，请当年把他们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