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江南官场不稳，谣言满天飞，连督抚也将信将疑，屡次上报有绿营哗变。朝廷判断这些哗变中大约三成是借口，三成是有高官煽动，剩下的三成才是自发行为。不过军心、官场都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眼下确实不是大规模追究的好时机。
御前会议上除了辅政大臣，还有几个参与定策的汉人臣子，汉人没有选择权或是建议权，辅政大臣让他们参加会议只是一种信任的姿态。这几个汉人同样是死心塌地的保皇派，所有的满汉臣子都倾向于暂时对江南采用怀柔政策。江南送来的奏报不是说朱国治的余党通邓吗？这个解释朝廷虽然存疑，但不妨先捏着鼻子认下来，把朱国治满门抄斩，公开宣布失陷先皇一事与江南督抚无关。等到新皇帝的皇位稳定了，那些王公大臣的野心也被压制住了后，再慢慢进行探查。
江南的大员还报告，杀害先皇的凶手邓名已经率军逃回上游，看起来是想穿过湖广逃回他的四川老巢去。
“先帝在时，曾有意调集重兵于川陕，然后直捣成都犁庭扫穴。”当初索尼并不反对顺治的这个计划，虽然他深知这个计划耗费巨大，但当时清廷有余力进行这个尝试；高邮湖一战后形势剧变，东南是满清的财赋重地，尽管现在只是表现出一些不稳，但必须要做好最坏的打算。索尼奏道：“这次东南遭遇兵祸，邓贼荼毒地方，明年的赋税恐怕会受到很大影响。奴才以为，朝廷不宜继续向川陕投入兵力、财力。”
苏克萨哈一心要抱紧索尼的大腿，再说索尼说的毫无疑问是正理，于是急忙站出来表示赞同：“先皇之仇不共戴天，但此时确实不易轻动，奴才以为可以让李国英具实上奏，若是重庆果然消耗太大，就是暂时放弃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顺治身亡，禁卫军惨败，再加上厦门和南京连续的失利，不但让朝廷的威信降低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就是八旗内部也开始有人说怪话。尤其是两白旗为甚，阴阳怪气地说若不是两黄旗主政，局面不会有这么大的动荡。现在朝廷最需要避免的就是再遭到一场大失利。如果再遭到新的重大失败，那么朝廷还能不能震慑住南方的督抚、北方的蒙古都很难说。更何况贵州、两广、福建还有手握重兵的三藩。为了控制三藩，尤其是其中实力最强的吴三桂，朝廷一向软硬兼施，不但有强大的八旗军事威慑，还加上军饷从优的待遇。
之前郑成功、邓名两次攻击江南，让朝廷无法继续供给贵州大量的物资，这已经让吴三桂一肚子的怨气。好在吴三桂已经被满洲八旗打怕了，有怨气也不敢放狠话；但要是朝廷继续这样一败接着一败，让吴三桂认为朝廷已经奈何不了他的话，说不定就会凭借武力开始勒索朝廷了；盘踞广东的尚可喜和移镇福建的耿继茂只有军权，之前曾吞吞吐吐地暗示过他们也想和吴藩一样获得治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但看到朝廷板起了脸孔，马上就又连称他们并无此意。现在朝廷权威下降，谁也不敢担保这两个家伙会不会又生出讨要藩国的心思来。
对于索尼和苏克萨哈的建议，鳌拜也表示赞同。当务之急就是积聚实力，保证朝廷不自乱阵脚，而节省出来的钱财可以用来稳定三藩；同时也可以为新的南征预作准备。若是江南露出反像，那么满清无论如何都要全力南下，再来一场新的征服战以保证财源。
“奴才以为，可以向三藩、尤其是吴三桂重申先皇的约定。”鳌拜道。
清廷必须要进一步安抚三藩，顺治时代鳌拜就力主厚待吴三桂，无论是邓名的前世还是今生，这都是鳌拜始终如一的主张。鳌拜顶住了满洲内部的反对声，说服顺治把建宁公主嫁给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并让顺治赐给吴三桂完整的军权和治权。因为鳌拜断定吴三桂是个小富即安的家伙，这些代价足以让吴三桂心满意足地老死在床上；至于朝廷给吴三桂永镇西南的诺言，解决办法完全可以落在吴应熊身上。先用奢侈的生活和厚待来让平西王世子对朝廷感恩戴德，等到吴三桂死后，吴应熊就是当然的藩国之主，到时候让吴应熊出面请朝廷收回藩国，皇帝顺水推舟地同意了便是了。那时吴三桂的宿将精兵也都死得七七八八了，就算还有人心怀异志，但连藩王都和朝廷一条心，他们还如何能闹得出大风波来？
在邓名的前世，鳌拜的策略确实相当成功。当康熙鲁莽地决定对即将入土的吴三桂动手，导致吴三桂决意反叛时，吴应熊依旧坚定地站在清廷一边，宁死也不肯背叛康熙出逃；三藩之乱后，朝臣仍认为吴应熊有利用价值，因为吴三桂年事已高，随时可能毙命，到时候吴应熊能够号召吴军放下武器，起到类似孙可望的作用。但康熙不为所动，下令将其处死。直到被拉上刑场的时候，吴应熊仍对朝廷忠心耿耿，并认为自己尽到了忠臣的本分。
三位辅政大臣达成共识，其他臣子也不会反对这么明智的战略，于是第一次御前会议顺利完成。圣旨发往全国，东南官员免责，三藩受赏——这对不稳的东南也是一种暗暗的威胁，只要三藩依旧忠于朝廷，那如果东南真出了什么变故的话，三藩马上就可以北上平乱。
给川陕总督李国英的圣旨里虽然没有什么明确的命令，但朝廷暗示他可以主动放弃重庆。如果李总督提出这样的建议不但不会被朝廷视为怯懦，反倒会认为他识大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