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重庆。
川陕总督李国英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呆在重庆，亲自镇守这个嘉陵江、长江上的重镇。顺治生前确实履行了他对李国英的保证，源源不断地给陕西送去额外的补给。依靠这些经费，李国英不但能招募新兵，保证从保宁向重庆的持续运输，还给嘉陵江水师以适当的拨款；在保证陆军快速恢复元气的同时，让水师能够维持下去，甚至能保证一个月进行一次训练。
邓名率领主力前去武昌的时候，李国英判断邓名很快就会返回，所以并没有让自己弱小的水师趁机出去骚扰的打算。但不久后李国英就得知邓名顺流而下，直奔江西去了。强大的西川水师已经远离四川而去，重庆城又看到西川的船只络绎不绝地往来于长江之上，这自然让李国英有了攻击的目标。
不过尽管西川的水师主力已经离去，但万县的袁宗第一直在努力保护着这段长江航道，而李国英之前既然没有想到邓名会再次离川远去，自然也不会有让嘉陵江水师出去挑战强大的西川的念头；直到再三确认邓名越过武昌后，李国英才急忙追加了给嘉陵江水师的拨款，增加了训练强度。
所以在最初一段时间里，虽然只有万县袁宗第的水师再加上邓名留下的部分战舰，清军水师照样被堵在嘉陵江里不敢出去。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国英的水师渐渐变得强大起来，给长江航运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万县的距离则抵消了明军战舰上的优势，。
尽管张勇等将领开始请战，但李国英仍不愿意冒险，他决心尽可能地利用占据重庆带来的地理优势，经常性地把水师放在江口向明军的船队耀武扬威；为了防备清军随时可能发动的突袭，明军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呈小船队规模通过重庆，而是每次都要在叙州或是万县完成集结，然后在明军水师主力的重重掩护下才渡过重庆。
每次都不得不大规模出动，导致明军对长江航运的利用率大减，无论是上游还是下游，装满了货物的明军船只也不敢启程，而要等全体船只都做好准备后再一起出发。
尽管一直没有给过往的明军船只造成损失，但李国英觉得这种战略就很好了，他对那些请战将领说，这样就已经扼住了明军的喉咙，清军水师在重庆的存在，会让明军的航运量大减。而且李国英还认为，如果清军贸然出战，一旦在交锋中严重受损，那明军的航运马上就会重新活跃起来。
张勇等人都认为李国英过于保守，不过李国英是川陕总督，他亲自坐镇重庆自然一言九鼎，谁也无法改变他的心意。为了安抚这些急着报仇、立功的大将，李国英还耐心地给他们分析起来：每次明军船团逆流而上通过重庆时，万县的明军水师都要全面动员，而且还要跟着明军的船队前往叙州，以便保护它们回航；这一次次兴师动众，让明军的花费、损耗远比清军要大得多，在明军一趟趟徒劳无益地奔波于长江上时，清军可以加强训练，用节省下来的钱制造更多的弓箭和船只。在李国英看来，这种航运是成都和万县难以长期承担的包袱——就凭万县和只有二十万人的成都，李国英认为这种持续不断的动员已经让他们严重失血。
虽然不知道明军为何如此顽固地要来回来去地在重庆眼前航行，但李国英现在反倒盼着他们继续下去。他估算了一下成都和万县的人口和军屯产出，觉得他们一年的产出总和大概也就能够维持这种大规模的动员两、三次而已，长此以往，无论邓名上次从江南抢了多少东西回来，都会被迅速地掏空。就算他们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实力不断上升的嘉陵江水师也迟早能找到破绽。
正如李国英所料，每次从叙州和万县往返一次，袁宗第都需要修补船只、给士兵额外的口粮，而且还严重地影响了万县的军屯生产。要是凭以前袁宗第在大昌的时候，他的经济早就会因为这一次次全面动员而宣告崩溃，那时他不积攒下一年的物资，根本发动不了一次这样的大规模动员；就是现在，万县的工作也全面向水运倾斜，几乎就没有好好种过田，整天忙着修补船只、打造风帆、扩建码头，用在这些工作方面的人手至少是用来屯田的人的数倍。
但成都源源不断地向万县提供物资，从上游运回的粮食、火药、生铁都多得吓人，不但李国英绝对没有想到，就连袁宗第都感到难以置信。两个月前，成都又有一支船队经过万县时，还一口气给袁宗第补充了数百名熟练的造船工匠。当然这些工匠都不属于袁宗第所有，成都只是把他们放在万县，增强整修船只的能力。
袁宗第询问了一下，得知这些工匠都是江南的熟练造船工，他们原本的东家都被江南官府以“通邓”的名义查抄了家产，他们被判充军后就被官兵押到了镇江江边，随着“邓贼来了！”的一声大喊，押送官兵们就扔下这些被充军的船工逃了个一干二净。等官兵“逃走”后，明军就大摇大摆地走过来，把他们带上了明军的船。虽然来自不同的东家，但这些造船工的经历大同小异，留在万县的这还只是被明军“解救”的人中的一小批而已。
在这批造船匠抵达前，成都方面还从下游带回来几艘战舰，据说是在九江缴获的江西水师的新战舰——这点袁宗第倒是不怀疑，因为这几条战舰很新，一看就是半成品，比如炮位还没有最后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