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母亲告诉我，建莹姐把我哥磕晕了。
那天，家里没人来玩，母亲无聊地喝着茶水抽着烟卷，我见她猛吸一口烟后，不等吐出便捏起茶杯凑到嘴边，啜一口茶水呼出一口气，烟雾和茶水的雾气缠成一片蒸腾缭绕，就像渔夫撬掉了胆瓶上的封印，在魔鬼出现之前散布的青烟。
“哎！你建莹姐那个冒失鬼，竟然把你哥磕晕了。”母亲对我叹道，“你二爷怎么养了这么个朝巴闺女儿。”
“磕晕？建莹姐怎么把他磕晕的？我哥死了吗？”我问。
“没死，当时磕没气儿了，上医院救活了。”
建莹姐是二爷的大女儿，比建强哥大10岁，她想努力当个好姐姐，常带我哥玩耍。那天，她把哥放在木推车的扁篓里，推着他在院子里奔跑，遭到了二爷的大声训斥。建莹姐不服气，推着车子跑到胡同里，胡同里坎坷不平，每一刻都在颠簸着，哥哥在扁篓里哈哈大笑，有惊吓也有惊喜。
建莹姐从哥哥的笑声中得到了鼓励，速度更快了。前面出现一道向下的斜坡，建莹姐在兴奋中未刹住车，径直向下冲去。车子脱手了，在她的尖叫声中翻入一道深沟里。“啊！”只听哥哥惨叫了一声，再也没音了。
建莹姐冲上去抱起哥哥，摇着他呼唤他，都没有反应，她吓坏了，将哥哥一路抱回家去，向二爷哭喊着。二爷扑上来，摸了摸软塌塌的哥哥，立刻瘫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
“强哎……我的建强哎……你到底咋了……”
“快去叫你五叔！”二娘对建莹姐说，“看看他有啥办法。”
建莹姐跑到我家，和我娘一起跑向生产队找我爸爸。爸爸二话没说，骑上生产队里唯一的那辆自行车，驰向二爷家。
“二哥，先别哭了，”父亲劝住二爷，“赶快抱上他，去窑郭卫生院。”
二爷抱着哥哥，父亲载着二爷，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奔驰，仿佛逃命般被日本鬼子的刺刀追逐着。窑郭村是乡政府驻地，那里有唯一的一间卫生院。父亲被二爷的大哭声催促着，汗流浃背，把昏迷不醒的哥哥抱进诊室。
医生慌忙戴上听诊器，听了听，又摘下听诊器，仔细观察着哥哥。
“没事，只是昏迷了。”医生说。他扶起哥哥，捶打前胸、抚摸后背，一袋烟的功夫，哥哥“嗯”了一声醒了过来。二爷在面前紧张地望着他。
“爹？”哥哥终于看清了面前的二爷。
“唉。”二爷应着，松了一口气。
回家之后，二爷狠狠批评了建莹姐，并将木推车加了铁锁，自己不用绝不打开它。
自那之后，建莹姐时常呆呆地望着锁住的木推车，看起来很伤心，像被剪断了翅膀。那把铁锁，又剥夺了她一项快乐。
不几天，有人从田里回来四处传扬，说在村外的野地里发现了外国人，那些外国人长得像妖怪，还喜欢吃小孩儿，没事儿大家别去凑热闹。这可真新奇。听说后，我们小孩子不仅不怕，反而纷纷跑到野地里，看那些长满络腮胡子、蓝眼睛的外国人。
外国人很和气，穿着崭新的工作服，用“叽哩咕噜”的外语跟我们热情地打招呼。他们扯着红黄蓝三色的胶皮细电线，每隔二十米挖个小坑，灌上水，将一截截明晃晃的铁管相互连接就着坑眼儿打入地下，将电线与突出地面铁管的顶端相连，然后示意我们远离。一个外国人在远处按下按钮。
“砰”的一声闷响，震彻着我们的耳膜，一股股泥浆从每个孔眼里冲天而出跃上云霄，把我们吓傻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在勘探石油。
我们站在一边儿，边向嘴巴里塞甜脆的胡萝卜，边傻傻地看着他们。
“wh y ive h”一个高大的外国人不知何时站在我的面前，看着我的眼睛，像一堵墙一样挡住了我的阳光。我感到害怕，不禁向后退去。他停在那里摊开双手，不像有威胁性的样子，一手指着我手中的胡萝卜，一手指向自己张大的嘴巴，“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
皱着眉头迟疑了好久，我才把手中的胡萝卜递给了他。
“tu!”他笑着说，那笑容像涂抹着天空的阳光。他转身走去，到盛水的塑料桶边，倒水将胡萝卜洗净，“咔嚓”咬下一截儿，大吃大嚼起来，边吃边赞叹，“very good!great!”
“very gok yr .”他又指着自己的嘴巴笑着请求我。我翻过裤兜，摆摆手表示没有了。他遗憾地离开了。我重新翻回裤兜，有点难过，觉得欠了他什么。我跑回家去。
我家从不种这类东西，因为家里所有人都没有时间，不像我二爷家，大半个天井被开辟成小菜园，一到夏日，菜园里就满目琳琅、赏心悦目。于是我跑到二爷家，跟哥哥和建莹姐说外国人的事情，特别提到了胡萝卜。建莹姐和哥哥瞅瞅二爷不在家，各自装满了一兜胡萝卜，向野外跑去。
向我请求胡萝卜的外国人不知去哪了，于是我们站在另外几个外国人旁边，掏出胡萝卜塞进嘴巴，有意咬得“咔嚓”作响，胡萝卜的汁水顺着我嘴角流下来，脆生生的香气在空气中蔓延。终于，有一个外国小伙子回头望向我们。
“ex，y ”那个小伙子走近我们，对站在我们之间的建莹姐问。这个小伙子比之前的那个更高更帅，蓝汪汪的眼睛仿佛幽深的湖泊，微笑仿佛湖面上闪动的波光。
建莹姐看着他，又看看我。
“他一定是向你要胡萝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