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我国古代制度是封建落后的，国民性也是愚昧无知的，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有劣根性。
但我现在要说的是，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如此。
中国古代的制度其实有许多先进的地方，甚至现在西方制度的有些方面在我国古代也有所体现。至于国民性，也不是一开始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那只不过是清朝后期和民国时候我国国民的样子。
制度与国民性是有很大相关性的。就像西方中世纪的骑士精神，与“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封建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先秦时期其实也是一样。
中国的封建制度比较短暂，主要就是周朝时期，包括西周和东周（这里的封建制指封邦建国，不是历史教科书上的“封建主义”和“封建社会”）。当时东周列国之间作战的时候也是很讲究“骑士精神”的，一开始都是战车对战，不玩什么计谋。宋襄公与楚国作战时讲“仁义”的故事广为流传，现在一般认为他的行为很迂腐，但在当时很长的时间里，宋襄公的形象可是非常正面的。还有史官宁可被杀，也要写“崔杼弑君”的故事，也是贵族精神的一种表现。
这种类似于“骑士精神”的风尚，是由当时的贵族制度决定的，也只在贵族之中流行。和中世纪的西方类似，当时实行分封，周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又将土地分封给大夫。比如在秦国变法的大夫商鞅，他本姓公孙，叫公孙鞅，是因为秦孝公将商这个地方封给了他，所以他才被称为商鞅，也因此他也叫商君。后来随着各国变法，贵族特权被剥夺，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君主和中央直接控制了地方，贵族精神也就慢慢没有了。孟尝君三千门客那种情况不复存在，变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不过这种变化是必然的，中国这种四边比较封闭，而内部灾害较多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必然要形成中央集权的体制。清朝时要治理黄河，往往都几乎要把国库中的银子全拿出来才能治理得住，如果仍然还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分裂，各诸侯国分别治理，那可想而知会是怎样的情况。所以，中国历史上不论是哪个分裂的时期，都是想着要统一的，特别是黄河流域的政权，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之后的经济重心南移之后。这也是古代往往是北方的政权统一南方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致说一下秦统一之后中国古代的制度。先秦时期的集权制度还不够完善，到了汉代逐渐形成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制衡制度。丞相负责行政，太尉负责军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但由于丞相掌握行政，皇帝肯定不放心，而且不可能皇帝一有事情就让丞相过来，所以便渐渐出现了内廷，有了内廷与外廷之别。内廷的尚书台便成为了直接为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后来的丞相如果没有“录尚书事”，便不是真正的宰相。
之后，内廷的尚书台权力延展到了外廷，原来内廷决定的事情还要交给外廷来处理，而现在尚书台直接对下面发布执行命令了，也就慢慢来到了外廷。而渐渐地内廷又出现了新的机构，这便是隋唐时期的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了三省制度。中书省出令，门下省审核，然后再交给外廷的尚书省，通过尚书省下面的六部执行，形成了将行政权分割的制衡制度（这有些类似西方的议会对正府的制衡）。
而到了宋代，也许是认为一个机构制定政策、另一个机构审核通过的行政过程太过烦琐，影响效率，因而宋代将中书省和门下省合并，形成了中书门下（政事堂），原来两个机构的人在一起协商决定事情，不再走审核的过程，提高了效率，当然也减少了制衡。因此，宋代前期还有一个叫做“三司”的机构，它顾名思义主要是由唐代的盐铁、户部、度支三个司合并而成，但管理范围不只于此，“三司”掌管财政，政事堂的宰相要行使行政权，还要经由“三司”。形成了宰相管民政、三司使管财政、枢密使管军事的特殊制衡模式，另外还有御史台和谏院负责“风闻言事”。
宋神宗时废除了三司，又恢复了中书省和门下省。后来到了南宋，由于外部军事压力加大，权力逐渐倾斜，门下省和中书省慢慢名存实亡，因而出现了几个著名的权臣，制衡制度崩坏。元代一朝基本上是丞相把持了朝政，明朝废除了宰相，也没有形成新的有效的制衡制度，虽然出现了内阁，但这种模式太过脆弱，很容易被太监等势力专权。
所以现在西方的一些所谓先进的制度，其实中国古代都有过类似的尝试，古人对各种模式的好处和弊端也都有所了解，只是之后的元明清时期（实际上是从南宋后期开始的）没有改变倒退的局面，所以才形成了中国古代制度不如西方的印象。
再说国民性。秦朝之后，中国虽然贵族精神不复存在，但又出现了士族阶层。士族和庶族严格分裂，出现了许多世代掌握政权的官宦世家，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况。此时在这些家族之中又出现了类似贵族精神那样的特征，这与汉代出现的察举制关系密切，不论是汉代的“举孝廉”，还是魏晋时期出现的“九品中正制”都是一种推荐的制度，这样时间一长必须会形成任人唯亲的局面，出现许多势力强大的集团，比如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关陇集团”。
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