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清水他们也不能亏了乡亲，按时下的收购价格，以公平的斤称过称，当下付清价钱，租了一辆小拖拉机，告别了堂叔一家，踏上了归途。
路上已没有积雪，路两边的浮雪已被大风吹干，只留下浅浅的白色痕记。
寒风象针一样刺着他们裸露在外面的面额，小四轮发出“腾腾腾”的吃力喘息声，天上的阳光无力地洒下来，淡淡地照着他们的背心，随着中午渐进，一丝热度从他们卷缩着脊背的小棉袄外慢慢透进来，大脑不由地有些睡意。
靠在凸上，他们的心里既凄凉又温暖，既伤感又希冀，人生的历练使这一颗颗半生不熟的幼苗在一次次风霜雪雨中渐渐走向成熟，走向饱满。
他们面朝后坐着，两眼望着渐渐远去的异乡，不断向后伸展的起伏不平的黑土路，听着吹哨般的寒风在耳边不住地发出“呜呜”的呼啸声，谁也不晓得前方的路会不会仍然崎岖，会不会有想象中的那样平坦开阔，路过的村庄会不会面貌一新。
回去的第二天，武学兵和冯清水就去了趟邱上供销社，想找到吴成德把花生的事和他说说，看能不能让他和百货大门市说一下，把这一车花生转手给他们，因为年关一到，花生就是最好的年货，销售起来也快些。
但还是让他们失望了，听有的人说是被公安局给抓起来了，有人说是偷跑了，甚至还有人说是和胡小红是一伙的，还有人说是跟上郑美丽的事进去了。不管哪个说法，到头来就是一个结果：吴成德下落不明，现在不在邱上供销社。
没办法，在几个职工的指点下，他们找到了郑新昌，没有想到的是，郑新昌一口两个不字，原因是：其一，他们的花生是生的，供销社过年前卖的花生要熟的，炒过的，他们连忙答应先炒熟再拉来卖。其二，供销社每年都供着多少年的老关系，要想卖给供销社必须压到三毛五分钱，那样一来，炒熟后本身就会脱水，斤称上就会打折，再把价钱压成这样低，看起来这桩生意是做不成了。
二人只得悻悻而返，一路上合计着，这要是不一次性转手卖到供销社，就得炒熟后跑村串乡去零卖，那样的话，受苦受罪不说，村里人手头都那么穷，卖到过年也卖不掉。
两个人愁眉苦脸，，没想到小刚却不以为然，他说，什么事请都没有绝对，亏你们还是念过书的，一个初中，一个高中，有时候还不如我个小学生哩。
两人心里不服：“难道你去能比我们强？”
“强不强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
没有别的，两个字，送礼！
按着小刚的套路，三个人晚上买了点烟酒，临时炒了点花生提着，到邱上村问寻到郑新昌的家，叩开了郑新昌的街门，来开门的是他的儿子郑锋军，第一眼看到他们，就不问青红皂白：“都这个时候了，我爸睡下了，明天到办公室找他去。”
才七点多点，这要在夏天，太阳还挂在半空呢，怎说就晚了呢？没办法，谁让咱是来求人家！小刚往前站了站，故意把手里拿的东西往起提了提说：“麻烦哥让我们今天见一下郑主任吧，我们有重要事情向郑主任汇报。”
“是，是！”武学兵和冯清水也跟着装上笑脸，点头哈腰地说，显得很不自在。
郑锋军看了看他们手里的包子，又看了看他们的样子，往后挪了一步，侧转身说：“那，好吧，对面这个屋子。”说完朝另一间屋子走去。
那天晚上，他们见到了郑新昌，老谋深算的郑新昌一见提着包子的他们早就知道了来意，假装为难又故意推脱了一番，最后答应了他们，而且还将价格提到了五毛钱，这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用郑新昌的话说就是“你们怎么说都是个人，我们怎么说都是公家，总不能让你们吃亏！”
出来后，一路上蹦蹦哒哒，别提他们有多高兴，心情有多舒畅，多少日子以来，这是他们办得最漂亮的一件事，一件最开心的事，他们一路上竖起大拇指，直夸郑新昌是一位值得尊敬和爱戴的好主任。
这时武学兵和冯清水才真正意识到，原来武小刚是多么地聪明，原来读书人并不比一个没有文化的人精明。在月州，没有小刚塞到那个黑女人自行车上的那两只鸡，那一夜还不定再怎么折腾那些鸡了，再拉回旅店，一来一回，等到第二天，那又要死去多少只鸡？那要赔多少钱？再说，今儿个要不是摸黑走这后门，卖掉这么多的花生，又要费多少周折？花多少精力？费多少愁思？到后来也不一定能赚到钱。
那一夜，武学兵和冯清水各自躺在自己的热炕上，听着不住地拍打着窗户纸的风声，久久不能入眠。
是激动？是兴奋？还是忧伤？还是感动？还是醒悟？还是百感交集？他们自己都很难说得明白，分得清楚。特别是冯清水，经过这不到半年的时间，社会上和人世间的种种事态就像幻灯片一样在眼前闪来闪去，生活中的变幻莫测和纷呈多姿在学过的书本里几乎找不到特有的定律和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