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黄鹿将胡辉的资料拿给申一枫推敲了半天以后，申一枫眼前一亮，觉得自己要找的人已经赫然来到跟前：第一，从“一方水土养育一方豪杰”的角度上看，申一枫与胡辉虽然不是同一个省的人，但是两人的老家正是两省交界处，有着与老乡一般的乡里乡亲的感觉；第二，他原来就是国有银行的支行长，不用考察，在市民银行再当支行长，已经不是高攀。至于他为什么在原单位当得好好的行长不当，要到市民银行再当支行行长，只要他能顺利离开原来的银行，我们没有必要为他的过去背书。第三，从为我所用的角度看，聘用他与提升市民银行现有的人，或者从湖贝支行起用他人来比，显然是聘用他对自己更有好处。你想，从湖贝支行现有班底中用人，都是王显耀操持了四年之久的的人，就是不跟古丁力有染，也与王显耀有关。提起这样的人来会全心全意支持我吗？况且，过去许爱群、黄华林的投诉也说明一个问题，他们对我不是绝对忠诚的。
申一枫推敲再三，决定聘用胡辉，剩下的就是怎样找他谈话的事了。还好，申一枫早年工作的单位与深圳的大中型国营企业还是有很深的渊源的。“对，谈话就从这儿开始。”申一枫在心里对自己说道。
第二天下午，申一枫约见了胡辉。
胡辉在一番寒暄之后，诚惶诚恐看着申一枫。而申一枫也看到了他的表情，对他说：“不要紧张，我看了你的简历，是湖南湘西人？”
胡辉说：“是。”
申一枫说：“湘西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出了很多革命家；再往前推，也是经常闹土匪的地方。”
胡辉看着申一枫，听着他讲话，不知道他讲的话对自己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这时，只听申一枫又说道：“见凡在共和国成立前革命闹得很好的地方，也许就是历史上出土匪的地方。这种地方有两个特点：一来是，这些地方除了生产人以外，那土地贫瘠产不出什么好东西，经济入不敷出，人民生活潦倒、贫困。俗话说：头仰天躺在地上，有一块肚皮；俯身躺在地上，剩下的是一个屁股。家里上无片瓦，下无立身之地，除了自己一条命，身无长物。这样，他们就敢闹，大不了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所以土匪猖獗。二来是，这样久而久之，形成有酒大家喝，有钱大家分，有事一起闹的民风，让外人觉得十分彪悍，不敢招惹。越是这样，本地人就越是得意。我说的这些，你有什么看法？”
胡辉没有正面回答申一枫的讲话，反而问道：“董事长到过湘西？”
申一枫平淡地说：“很少。我在广东工作的这段时间，不少时候参加单位对广东的扶贫活动，让我产生了这个看法。后来，又让我联想到我们省出了100多位将军的红安县，看了江西、湖南等革命根据地，估计我这个想法不会错。”
他看到胡辉不敢接话，继续说：“我找你来，谈这些，应该不是我的本意，但是我看重你在这方面的背景，要用你的冲劲。”
胡辉终于明白了申一枫讲这些话的用意，高兴地解释说：“要说土匪，我家从爷爷往上算，历代都是土匪。不能怪我的祖先人品不好，血管里流着土匪的血，俗话说：穷则思变，确实是因为家里穷啊！这话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敢说，只拣合听的说，说成十代都是贫、雇农，历史特别清白。”
申一枫接着说：“你如果到我们行里工作，我要你去的支行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比较多，工作较难开展的支行，原来的行长王显耀搞了四年，也不是说他工作不努力，但是他总是四平八稳地做着，也搞了一些存款大户进来，清收旧贷款也有进展。但从根本上说，不是我希望的那样，我的希望是大破大立、矫枉过正。加上他与总行原班子渊源很深，与我们尿不到一壶。”
这时，胡辉立即说道：“董事长放心，人们不是常说吗：‘士为知己者死，’我是你招进来的人，一切以你的命令是从，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你说上山我就上山，你说下海我就下海。绝无二心，不说二话！”
申一枫听他说完，慢条斯理地说道：“这点我有信心。我想问你一下，你准备如何开展工作，或者说，总行要配合你什么呢？”
胡辉知道，申一枫在征求自己意见的时候，就是端出自己要进人想法的最好机会，便说道：“我准备在到任后，用三个月的时间打开局面，甚至可能更短一点的时间。但是，我的要求是：总行要支持我调进一些核心人员。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条篱笆三个桩，要打开局面就要用我的人，我准备带几个人进来，进入支行的信贷、办公室当骨干。要做好工作，中层干部甚至班子成员也要用拥护我的人。如果这点达不到，我就是再有能耐，也是纸上谈兵。这是我能够成为优秀行长的关键之举和经验之谈。”
申一枫听他说完，犹豫了片刻。
正在胡辉自以为申一枫可能对他的要求觉得为难，自己想委婉地重新表述之际，申一枫说话了——他用平缓的语调低声说道：“有你这种看法和想法的人，在市民银行的行长当中不在少数。我之所以迟迟未作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