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李二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因为看看除了李恪之外的其他几位皇子：
第二子李宽，早夭。
第四子李泰，夺嫡被贬。
第五子李佑，贞观十七年谋反被诛。
第六子李愔，被唐太宗痛骂为qín_shòu不如。
第七子李恽，好敛财，被有司弹劾。
第八子李贞，仅比李治大一岁。
第十子李慎，年纪比李治还要小。
下面更加年幼的李嚣、李简、李福等人不是早夭，就是年纪太小。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比李治大了近9岁的李恪，唐太宗还有别的选择吗？
唐太宗欲立李恪归根究底就是因为除了李恪外，别的年长一些的皇子不是因为夺嫡被贬、被杀，就是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李恪尽管也曾因为踩庄稼和赌博这些小事被连续贬官和削户过多次，但除了李恪外，李二已经别无选择。
不过很显然，李二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下的心血来潮之念。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
贞观十七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李靖这些大臣仍然健在，李二也尚算健康而且手握兵权，怎么可能任由一个既无实权又无兵权的长孙无忌操纵朝政？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李二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而不会只跟最不可能赞同的长孙无忌一个人商量，甚至被长孙无忌反驳后就此立刻作罢。
而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李二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李二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
更不要说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李二本人。
毕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嫡子的未来就很难有所保证了，这一点唐太宗显然比长孙无忌更为担心，因为当初李二立李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保全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心爱的儿子。
至于说什么李恪远离京城和朝中大臣没有交情，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保举他做太子。事实上朝中大臣的意愿怎样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唐太宗自己的态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这个太子可谓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为了册立李治，李二甚至不惜拔剑欲在大臣面前自尽；在正式立了李治为太子后，李二又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可靠的东宫班底以辅佐太子。
所以李二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为太子的话，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时的举动照搬过来，而不只是口头上提那么一提，被否决后既不见有过失落后悔的时候，更不曾见对李恪这个改立未果的儿子有什么内疚之情。
甚至欲立李恪未果后没过两天，唐太宗就因为李治长子李忠的出生而举行了盛大的筵席，不仅在宴会上高兴地“酒酣起舞”“尽日而罢”，还一反皇孙只能封郡王的制度，破例将李忠册封为了亲王，完全将李恪的事情抛之脑后。
所以相比三位嫡子数不胜数的得宠事迹，仅凭李二心血来潮之下的“欲立吴王恪”，以及立储这种环境下的一句“类己”，便要妄图证明李恪的受宠，显然是不成立的。
特别是贞观二年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却明显受到了不同的待遇。李恪受封益州都督，封地只有八州，李泰却不仅是扬州大都督兼越州都督，封地更是多达二十二州！
且先不说单就数量而言，李泰的封地几乎是李恪的两倍。而李恪之前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在李唐时可绝对不是什么香饽饽。
“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安史之乱以后。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想想当初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李二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而扬州的富庶则不必多言，更何况封地里还包括了苏杭一带。
更不用说李恪受封的不过是益州都督，而不是和李泰一样都是大都督。
就在李恪受封前三个月，李二就将益州由大都督降级为了都督。所以贞观二年五月李恪与李泰虽然同时受封，但是李恪只被封为了益州都督。不仅都督府的规模远不及李泰的大都督府，封地更是比李泰少了近三分之二。
后来李恪在贞观十一年的时候，不过是因为打猎时踩坏了庄稼，就由安州都督降职为安州刺史，还被削户三百。
看上去封地还是在一个地方，但实际上所管辖的地方却大大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