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他一直都在提防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之所以亲征，就是因为他已经感觉压制不住蠢蠢欲动的文官们了。
自洪熙年以后，文官们在朝中的势力和话语权逐渐增加，就连宣宗皇帝都被他们给诸多限制。
而当时的以瓦剌为首的蒙古部落，又大规模的入侵着边疆，大同边军近乎全军覆没。
于是这个在深宫之中，由太监伴读成长的年轻皇帝，萌生了御驾亲征，通过军功来提升自己威望的想法。
只是土木堡一战，他败的实在太惨了，在这一场与文官的博弈当中，他输光了自己最后的筹码。
那些拥护支持自己的文官和勋贵武将们，无一生还，如果用后世的话语来说就是，保皇派全军覆没了。
而此时的文官派系，势力正处于猛增的状态，他杀了于谦后，将于谦所改革的京兵团营新制全部废除，重新组建三大营。
这就是在以另类的方式剥夺文官的兵权，消除对自己的威胁。
而对于漕运，他也是有过一次大动作的，天顺元年时，他将漕运的事权再次变更。
他将漕运总兵官和参将的职权再次加强，与漕运总督一起，管理整条河道的治理，兼领河道管理之职。
又将勋贵的兵权统筹增加，设专管运河的把总一十二人，整个运河都被这十二名把总牢牢掌控在手中。
其中南京两个，江南直隶两个，江北直隶两个，中都凤阳一个，浙江两个，山东两个，湖广一个，江西一个。
由漕运总兵官、漕运参将直接统领十二把总指挥运河诸事，分统各卫所漕运。
在天顺元年刚刚设立的时候，这十二名把总手下的军队总计有十二万人，运船一万多艘。
另有遮洋把总，有七千人的编制，海船三百五十艘，，专门维持河道的秩序以及防卫工作，以及漕粮海道运输，这十三名把总统称为运军。
这些把总由周围省份和地区的卫指所挥使和千户担任。
而因为漕运总兵官和参将都是因为勋贵担任，又手握大权，于是武尊文卑的局面就开始了。
漕运总兵官一职，在大明朝是超品的存在，因为都是侯爵伯爵担任此职，因此它远远高于九品十八级。
漕运总督见了漕运总兵官，需要行上礼问候，总督想要干一些比较重要的事，必须先请示总兵官，否则就越权，要被责罚问罪的。
朱祁镇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的这些改变和政策，再次的稳固了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文官的权力不能够在无限制的膨胀。
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了万历年间，李三才的上任，彻底打破了这个维持了一百多年的文武平衡。
李三才这个人，他对东林党的贡献，以及整个官绅大族的贡献，都是巨大的。
他上位以后，先是把万历皇帝派下来的矿税太监给赶了回去，而后便将手伸到了漕运总兵官职权之上，想要夺权。
当时的总兵官，正是王守仁的孙子王承勋，祖父虽然是威名赫赫，但这个人却根本没什么本事，也毫无胆气可言，面对强势的李三才，根本不敢与之相抗。
李三才看出了王承勋的无能和懦弱，于是更加的肆无忌惮起来，王承勋被压的连头都抬不起来，从此维持了上百年之久的武尊文卑彻底翻转了过来。
因为明朝海运极不发达，甚至已经处于自暴自弃的状态，而河运诸事文臣都可独立完成，武臣的存在就变的多余了起来。
万历四十年，王承勋不知因何原因，莫名其妙的上了一道奏本给皇帝，请求辞官回京师，万历皇帝批准了。
文臣们借机上疏，请求裁撤漕运总兵官和参将，万历皇帝又批准了，从此以后，关键命脉的运河，完全落入了文官的掌控。
十三位主管漕运的把总，被划归了总督府管辖统领，兵权也自然落入他们的手中。
而自李三才被罢官贬职为民以后，漕运总督之职已经空闲了十余年了。
但总督府的文官体系却依然存在，一切都在照常运转。
朱由校要是不想被掐着脖子生存，漕运就不能不管，必须把自己的人派过去，夺回大权。
于是他便顺着这本关于疏通运河的奏疏，立刻让官员们举荐漕运总督的人选。
这事完全是临时决定的，以致朱由校自己心中都没有想出合适的人选，但也不能拖下去了。
因此他也只得将这个问题给抛出来，先让这些朝臣们推出几个人选，看看有没有合适之人，他也刚好有时间能够思考。
而官员们对皇帝的这个问题好似也很受用一般，没过多久，一名官员就上前大声道：
“启禀陛下，臣举荐原漕运总督、户部尚书李三才重新起复，担此重任！”
接着御史房可壮也迅速上前接过话题，同样支持起复李三才为漕运总督。
言语也是非常激动，将李三才任职期间，干了些什么好事，受了些什么嘉奖，在民间士林当中的声望有多大，全部一股脑的说了出来，生怕皇帝不了解。
他的一番激语，瞬间就将气氛给抬上一个层次，许多官员都上前表示支持起复李三才。
朱由校不动声色，并不发声，倚在靠枕上继续微闭着眼，摸着手中玉佩静静的等待着。
他在等着朝中的另外一种声音，那个对他有利的声音响起。
他对李三才这个人是非常了解的，毕竟是带领一个利益集团走上顶峰的领袖魁首，影响力在这个时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