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zyang统治的正当xing和控制力出现下降之后，会迅速地——往往以出乎人们预料的速度——蔓延出一股强大的无zhao，而对之的控制，往往需要经历一次大的社会动荡，最终以又一次的威权**来终结。在这样的过程中，商人阶层往往成为最早被侵害的族群，因为人们对统治者的愤怒，将首先倾泻到那些生活在他们身边的有产者身上——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人的富有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相对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人们更容易痛恨身边的有产者。而更让商人阶层痛苦的是，在历史的爆裂点上，他们的处境往往是两难的：集权体制从根本上侵害他们的利益，可是当体制崩溃的时候，他们又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世界上最大的贪婪，其实是制度的贪婪。制度对权力的贪婪之大，超过任何个人。在中国，这种最贪婪的制度是高度集权的统治模式。正是在这一制度之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和工商文明呈现出早慧而后熟、先盛而后衰的发展态势。
因而李曜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两千余年来，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是阻碍工商文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他穿越以来，特别是他在河东军事集团内部地位上升，最终出任河中节度使以来，这段时间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朝廷或者各节帅府，如何在经济活动中端正自己的立场与角se。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纵然是在他穿越前身处的时代，也没能给出最佳答案，因此他也没有“成规”可以生搬硬套。不过他毕竟有自己的一番见解，那就是：zfu或者说朝廷、节帅府可以控制一些关键xing产业，而将其他产业的发展，全面放权交给资本集团。但因为方才所说的商人集团跟权力集团固有的矛盾，河中这些大世家一方面眼馋李曜画出的这个利益烧饼，一方面又对李曜的说法有着本能的怀疑，也是因此才出现这些世家一方面对李曜的宴请趋之若鹜，一方面到了之后又对各种“疑点”盘根究底。这种矛盾心态，其实李曜早就算到了，他也有足够的思想和行动准备。
事实上这次建设东升新城的事，按说李曜手握实力强大的河东军械监，并不是不能一力承当，但他仍然颁布了《新城扩建令》，希望以利诱导，让河中各大世家进入他所开创的工商产业白白分一杯羹，这不是他忽然想做慈善，而是希望以此来让这些尝到甜头的大世家发现这个巨大的财源，然后主动开拓这些方面的事业。毕竟这个时代，大世家通常也就是大财阀，而只有大财阀，才能有足够的资本来做这些事。否则的话，让李曜现在来进行一场唐代的圈地运动，他肯定又会于心不忍，心中纠结记挂着那些被强行盘剥失去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农民、小手工业者。也许任何改革都会有阵痛，但他终究还是希望将这种阵痛降低到最轻微的程度。
至于说李曜用到的手段，说到底，他无论带兵打仗还是发展工商，其最擅长的，还是威逼利诱，双管齐下。一边给你压力，一边给你利益，在大棒加胡萝卜的态势下，谁都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李曜这番话说完，冯祺正准备说话，忽然听见外面一个熟悉的女声大声道：“河中盛会，只限三千贯入股资本，奴虽女流，难不成便入不得股、分不得红了？蒲帅可愿奴家这淮南人也来分一杯羹？”
李曜心中一怔，暗暗称奇：“杨潞？她怎么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