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这些改革其实收效明显，《隋书》里把描写盛世的词汇都给用上了：“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
此前汉武帝的**产生的另一个社会毛病就是门阀制度，当然当时这还不是一种制度，只是一种现象，但根源却是在汉武帝这里。汉武帝推崇儒学，于是政客官吏们纷纷改弦更张，抛弃以往的黄老哲学和其他各种学说，开始研究儒家经书，学问大的就开始开业授课，在官场里开业授课是什么后果，小学生也懂，于是乎，门徒慢慢就成了派系，到了刘秀的那个时期，这位同学趁乱当上了皇帝，于是广加封赏，出现一批新政客。这时候门阀就渐渐成了社会的主流，到了曹魏时期，就已经设计出了九品中正制度，这个才算是门阀制度的正式确立。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倒是和欧洲的贵族人才选拔制度比较相近，只是有个门槛，就是出身一定要是世族。于是，世族占据了所有的官吏位置，而低层的人就根本没有了多少上升的渠道，除非你有特别的功绩，比如战功什么的，但这样的机会也很难得，因为别说将军级别，就是中层军官也都是世族子弟。像太原王氏，为什么传承千年，也就是沾了这种制度的光，再加上这些世家垄断了读书权利，人才自然也就出得多——教育歧视啊。
然而世族成为主流对皇帝来说却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对统治者来说，任何势力过大都不是好事，皇帝其实是个势单力薄的角se，“孤家寡人”啊！他主要是通过平衡各种势力来取得优势，这就需要高超的cao控能力，所以说皇帝也不是谁想干都能干好的。世族势力太大，皇帝自己也就难免受其影响，这对皇帝来说是个巨大的压力，因此到了隋朝，天家杨家就要想办法改变这种世族力量过大的局面，怎样改呢？那无非就是打破门阀制度，换一种新的人才选拔机制，从底层引入一股新的力量上来，用来平衡世族势力，所以说科举制度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世族的利益，甚至可以说是世族的对立力量。士族显然对于杨家没有好感，后来杨广并不担心“盗贼”，而老怀疑自己的大臣，根源其实也就在这儿。
每一种制度的确立都是为了解决旧体制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显然又会产生新的问题，不过历史也就是这样前进的。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此后渐渐形成了一个文官社会，武官的地位只有在战争期间才超越文官，大多数时候文官是政治和官僚队伍的主流，国家大政方针主要是文官决定的，社会风气也渐趋yin柔，战国时的尚武jing神基本上销声匿迹。因此，后来的中国在文化上越来越高深，但在武略方面就常常让人扼腕叹息了，大多数情况下是开国的时候还能打点硬仗，等过个几十年，基本上战斗力就……“糟了个大糕”。不过，中国文化的所谓高深，也不是向高级阶段迈进，而是陷入了一个死胡同，一直在倒退，此处暂且不表。
当然如果说显而易见的问题，那么隋朝和秦朝都有一个致命错误，就是不应该频繁地发动战争、开建大工程，远征高丽、扩建东都、开凿御道、修造运河，这些都和秦始皇征南蛮、修长城、建阿房宫一样，闹得民怨沸腾。虽然杨广做的这些工程，实际价值远大于后世李曜看习惯了的那无数个政绩工程，很多都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是造福子孙的大实事，但问题是他严重透支一代人的幸福去为子孙后代造福，那个年代的人恐怕不如后世的文化水平和思想素养，因此结果必然是适得其反。
当一代帝王成就了他的霸业的时候，他接下来思考的就是如何保持这一权力和如何使它不断地扩大。然而隋朝的改革虽然相当成功，但隋朝也犯了和秦朝一样的错误，那就是大型工程太多了，对外的征服战争也实施得早了些，再加上这么大动作的改革肯定会有不小的社会矛盾，这三者同时作用，别说隋朝，任何朝都承受不了。
其实农耕时期的一些大工程，在后世看来也是规模不小，比如隋朝建造宫殿、修建大运河等，这些工程相当于后世的修建奥运场馆、南水北调。在后世，这些个工程虽然也大，但主要依靠机械力量去做，并且有专业的建筑承包商，经济基础也不是农耕时期可比，而在秦、隋的农耕文明时期，这样庞大的工程就非得征调几十万、上百万人才行，这对农耕文明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这么多的劳动力全都去修工程了，农业生产必然要受到影响。而且，这不仅仅是直接修工程的人，还要有配套服务，因此，一个宫殿工地上假设有十万人的话，那么后勤、原料、运输、管理等就有几倍的人在为其服务。因此，一个大工程的牵涉面很广、很深，往往是牵动整个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