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裴两家都是官宦世家，有王抟和裴贽领头表态，接下来便自然有一批大臣表示支持史建瑭出任右羽林大将军，刘季述虽然面色铁青，但在李曜的威势压迫下，也不敢再开口反对，于是李晔便也将这件事定了下来，并命中书舍人草拟制文，准备重立羽林。
待诸事议罢，李曜与王抟等人一起出了大明宫，便由王抟做东，宴饮一番。吃饭自然是小事，这种宴会主要是拉近关系，李曜趁此机会与王、裴两家朝臣及附着他们各自家族的大臣见面认识认识，而对于这些朝臣而言，与李曜拉近关系显然也是至关重要的，双方宾主尽欢，那是不必多提。
为显示能量，李曜当日再次上疏一道，说了什么外人自然不知，但次日李晔便即下诏，裴贽由御史中丞升任礼部尚书。
这一日朝廷再立左右羽林，并分拜李筠、史建瑭为左右羽林大将军的制书刚下，而李曜自己则正与一众河中幕僚、将领商议出兵乾州之事时，忽然收到太原牒文，竟是李克用亲自发给他的。
李曜打开牒文一看，乃是告诉他朱温三伐河北大胜，已经威服诸镇，河北除了李克用河东集团之外，其余藩镇全面倒向朱温，河东上下紧张万分。
李克用牒文中并未明确地要求李曜立刻回镇河中，准备迎接朱温的攻势，但以李曜对李克用的了解，其中意思他自然看得非常清楚。更何况李克用在牒文中居然不厌其烦地为他仔细分析了河北诸镇的实力[注：河北诸镇军事、经济实力之分析以掌握诸镇对朱温的影响见附文]，言下之意非常明显：朱温得到这么大的助力，不打河东简直是天荒夜谈！
河北诸镇的实力如何，其实李曜比李克用还知之更详，因为李曜掌握的测绘司本就兼有情报刺探和分析之职，河北诸镇与河东最为紧邻，岂能不分析得更加透彻？
朱温得了河北，南边与杨行密才刚打一仗，显然不是再开一战的时候，那么再倾力讨伐一次河东，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就看朱温打算什么时候开打了。这个时候李克用要说不着急，那明显是不可能的，这才有了这道牒文。
然而现在时已至十月，朱温又刚刚平定河北，立刻讨伐河东似乎也不太现实，因此李曜估计朱温再伐河东的时间多半是明年开春，气候转暖之时。那也就是说，留给他在关中逗留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最多四五个月，他必须回到河中。如果再减去路上行军的时间，可以用于达成此次出兵目标的时间，已经最多不超过四个月。
出兵乾州，与李茂贞决战之事，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附文：河北诸镇军事与经济实力分析。
河北地区古代又称山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占据河北是称王称霸者成就霸业的关键。正如唐人杜牧所言：“生人常病兵，兵祖于山东，允于天下，不得山东，兵不可死……山东，王者不得，不可为王；霸者不得，不可为霸；猾贼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黄巢之乱以后，河东李克用、宣武朱全忠相继出兵攻伐河北诸镇。历史上，李克用在乾宁元年时己基本控制了河北诸镇，实力达到鼎盛。而朱全忠则在天复元年全面控制了河北，由是宣武力压河东成为北方最为强大的藩镇，此后朱全忠势力西进挟持昭宗、灭唐建梁己成必然之势。故控制河北实为朱全忠势力实现霸业的关键一环。
河北诸镇在军事方面，均具有较强的实力，这是朱全忠势力可以利用的地方。安史之乱以后，河北地区产生了三大割据势力，即著名的河朔三镇：魏博、成德、卢龙。三镇之所以长期割据于河北，与其拥有实力强大的军队有密切的关系。如《旧唐书》卷181《罗弘信传》附“史臣曰”即曾提到兵力的强盛是河朔三镇积久难制的原因之一：“魏、镇、燕三镇，不能制之也久矣。兵强地广，合从连衡。爵命虽假于朝廷，群臣自谋于元帅。”
先说魏博镇军事实力。大历中，魏博首任节度使田成嗣即有五万兵员：“初，大历中，两河平定，事多姑息……田承嗣有魏、博、相、卫、洺、贝、擅七州之地，有兵五万”。德宗建中元年，河北黜陟使洪经纶欲消减魏博兵员，其时魏博镇兵员己达七万：“先是，魏博节度使田悦事朝廷犹恭顺，河北黜陟使洪经纶，不晓时务，闻悦军七万人，符下，罢其四万，令还农。悦阳顺命，如符罢之。既而集应罢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军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为黜陟使所罢，将何资以自衣食乎！’众大哭。悦乃出家财以赐之，使各还部伍。于是军士皆德悦而怨朝廷。”此次消兵未能实现，洪经纶所罢四万兵员又被田悦召回，则建中时魏博镇的兵员大致应在七万左右。宪宗元和四年唐廷命令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将兵讨成德王承宗，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畏官军顺势伐魏，有魏博军将建议借五千骑兵以抗御唐廷军队：“田季安闻吐突承璀将兵讨王承宗，聚其徒曰：‘师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赵；赵虏，魏亦虏矣，计为之奈何？’其将有超伍而言者，曰：‘愿借骑五千以除君忧。’季安大呼曰：‘壮哉！兵决出，格沮者斩！”。此事表明，魏博镇有大量骑兵。穆宗长庆初，田布任魏博节度使，其时魏博镇兵员总数在三万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