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这位裴县令，李曜很是难得地安静下来了一会儿，自去内院泡澡，算是给自己休息放松一下。对于李曜而言，唐朝上流社会的住所比之后世更见奢华，这栋宅子按说就是他一个人住，其余人都是为他服务的，而其占地却是极大。要知道这可是在长安，相当于后世你在北京住一所接近十个足球场大的宅院。要不是考虑到乱世炒房没什么前途，他真恨不得自己弄出一个炒房集团来。
想到炒房，他又不禁想到这次的改革。事实上这次改革从根源上来讲，就是通过行政手段，把朝廷往“重商”上引导。
事实上大唐到了现如今这个地步，对商业的重视已经大大提高，不过总的来说，其重视的方向还是有些问题。李曜从不认为中国不能比西方提前发展出资本主义萌芽，因为实际上在原先的历史上，宋朝如果不是因为陷于对外作战，失败于对抗蛮族的战争，那么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十有**会是中国。
何为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在后世也有不同的学术看法，但在李曜看来，可以简单的说，就是资本掌控了国家的经济、政治命脉。什么表现就是资本掌握国家的经济、政治命脉？唐、宋的差别就在这个问题上格外分明。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就是对待商业的态度。
唐、宋是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社会处于转型的重要时期。自唐中后期至宋以来，朝廷对市场的管理由以往那种以市制为代表的“直接管理”模式，向以税务设置为代表的“以税代管”模式转变。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国家市场观念以及市场管理实践渐变的表现。按照李曜的观点来看，这就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比如说市场。唐代的市场以市制为代表，国家对市场设置地点、交换时间、交换方式等各个环节有明确细致的规定。“市令”作为最重要的市场管理者，严格遵守国家对市场空间和时间的规定，以追求市场有序、交换规范、稳定公平为己任，在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坊市制崩溃后的宋代市场，在时空以及交换方面呈现出自由勃发的特点。由于市场活跃，形式多样，故宋代国家给予市场更多的自由度，对市场的管理已超脱于唐代“直接管理”模式之上，向“以税代管”模式转变。似唐代那样的“市令”极少，却频繁出现了管理不同类别的、不同行政级别税务的“监税务官”。他们都是市场的管理者，但宋代“监税务官”不再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在交换地点、时间以及交换者行为是否遵守规则等具体问题上，而是以收税为职责或说目标，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达到有效控制和管理市场的目的。
唐宋两朝市场管理者的变化，一方面反映出社会经济，尤其是商业的变化。另一方面，则体现出国家市场观念转变而导致的市场管理模式的变化。
在李曜此次改革，首次提出“自由贸易区”概念之前，大唐的市场管理模式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即由朝廷“直接管理”。其虽然与先秦市制有渊源关系，但始终与朝廷的指令性管理、行政层级有密切的关系，体现出一种国家权力至上的特点。
唐中前期以前的“市”，一般多指官市，即国家派官员直接管理的、有时空限定的固定市场。唐代的“市”主要设置在两京及全国地方州县以上，长官即“市令”或由地方官兼管；在边地有“互市监”，设监官一人等。朝廷对市场的管理由上而下由太府寺、两京都市署、平准署以及州县以上“市”等相关机构负责，而最重要的官员即“市令”。
京都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其副职丞则是“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平市（谓秤以格，斗以槩），以三贾均市（贾有上中下之差）”，这是李曜向曾经主管过户部的王抟请教得来的，大唐“市令”“丞”的基本职责。
据王抟的介绍，这种以“市令”“丞”等掌百姓交易、均平物价、规范市场等职事，可以追溯至先秦市制中的市官——司市。先秦的“司市”为市官之长，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之责。其所统领的市官各份其责，有掌平定物价的质人，有专收市肆屋舍等税的廛人，有在市肆中领导众胥的胥师，有定物价的贾师，有负责治安、防止暴乱的司虣，有专门稽查不按时去留之人的司稽，以及掌管市税征收的泉府等等。根据这一说法，李曜便很清楚，这种以司市为主管的市官体系说明市场管理较为完备，所以这种“直管模式”也就多为后代所继承，一直到大唐。
王抟学识渊博，又告诉李曜，说“市令”一词，大约初见于《周礼》，如“罚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这里的“市令”，当然是指市场的相关法令而非官员之名。大约在春秋楚庄王时期，有了作为市场管理官员——“市令”的叫法；王莽时期有“长安东、西市令”，在成都等大城市有“市长”，后又改称“司市”等等。魏晋南北朝也多有“市令”。至隋朝，“市令”成为太府卿的属下。虽然各朝的市官叫法时有差异，但基本都是履行先秦市场总长官“司市”的职责。唐承隋制，仍以“市令”为市场的管理者，但其设置却随市场向纵深方向发展而有所变化，一是数量增多，一是随市场有层级差别而“市令”也开始具有行政层级特点。
王抟当时见李曜对市集制度似乎颇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