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富集团持续的猖獗的土地兼并攫夺无法得到根本遏制，最终彻底瓦解了均田农户经济和国家均田制、户籍制以及租庸调制。德宗建中元年，朝廷被迫废弃均田制，实际上承认了土地买卖和兼并积聚的合法性。在此之后，贵富集团的土地兼并积聚进入了毫无羁绊的发展阶段，规模巨大的田庄大量涌现，土地资源所有在社会上下阶层之间的差距更加巨大，贫富分化犹同天壤。德宗贞元十年，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对当时情形有所概述：“今制度弛紊，疆理堕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贫富悬绝，乃至于斯。厚敛促征，皆甚公赋。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
李曜深知，陆贽所言绝非虚辞，因为他在中书省案卷之中就看见过记载，说在德宗时，在淮南，“庐江剧部，号为难理，强家占田，而寠人无告”，在浙江西道，“上田沃土，多归豪强”。
进入宪宗朝，贵富集团田庄经济的恶性特征更加突出地呈现出来：一是继续猖獗地兼并积聚土地，不断加剧资源占有上的巨大悬殊和贫富分化。二是继续残酷地压榨奴役贫苦百姓，转嫁赋税，使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持续激化。三是贵富集团拥有了巨量田产财富，却千方百计地逃避两税，脱离国家税收征管，成为游离于朝廷控制之外的经济实体。
中书省里对这些情况的记载也很多。譬如宪宗元和三年，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有云：“今疆畛相接，半为豪家；流庸无依，率是编户。”李翱说两税法确立后，“及兹三十年，百姓土田为有力者所并，三分逾一其初矣”。元和年间，被贬为永州司马的柳宗元，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说：“夫弊政之大，莫若贿赂行而征赋乱。苟然，则贫者无资以求于吏，所谓有贫之实而不得贫之名；富者操其赢以市于吏，则无富之名而有富之实。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横侈泰而无所忌……今富者税益少，贫者不免于捃拾以输县官，其为不均大矣！然非惟此而已，必将服役而奴使之，多与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劳苦，或减除其税，则富者以户独免，而贫者以受役，卒输其二三与半焉。是泽不下流，而人无所告诉，其为不安亦大矣！”
沈亚之也说：“今自谋叛以来，农劳而兵逸，其租税所出之名不一，猾吏挠之，后期而输者则鞭体出血。……故豪农得以蠹，奸贾倍之，而美地农产尽归奸豪。益其地、资其利而赋岁以薄矣；失其产者，吏督以不奉而赋岁以重，是以割姻爱、弃坟井，亡之他乡而不顾。亡者之赋又均焉，故农夫蚕妇蓬徙尘走于天下，而道死者多矣。由是商益豪而农益败，钱益贵而粟益轻也。”
李曜在此前为“新儒论”而研究韩愈、柳宗元时，还看见记载说元和十四、五年期间，韩愈担任袁州刺史，检责出典贴良人男女作奴婢驱使者七百余人。韩愈就此说：“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检责州界内，得七百三十一人，并是良人男女……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债负，遂相典贴，渐以成风。名目虽殊，奴婢不别，鞭笞役使，至死乃休。……袁州至小，尚有七百余人，天下诸州，其数固当不少。”宪宗在所颁敕文中也说：“如闻诸道州府长吏等，或有本任得替后，于当处置（“买”之误）百姓庄园舍宅，或因替代情庇，便破除正额两税，不出差科。”宪宗所颁《遣使宣抚诸道诏》亦称：“访闻江淮诸道富商大贾，并诸寺观，广占良田，多滞积贮，坐求善价，莫救贫人。”于此可见，宪宗一朝，贵富集团积聚土地、逃税避役、转嫁赋税、奴役百姓、坐视国难，其贪得无厌、恣纵骄横特征昭然若揭。
这些突出的恶性特征，在宪宗之后以至今后仍然持续发展。中书省内，能够反映证明的典型案卷，依然很多。穆宗长庆四年，元稹任职同州刺史，根据在同州的实际工作，写成《同州奏均田状》，有云：“其间亦有豪富兼并，广占阡陌，十分田地，才税二三。致使穷独逋亡，赋税不办，州县转破，实在于斯。”敬宗宝历元年到文宗太和元年，李翱担任庐州刺史，“时州旱，遂疫，逋捐系路，亡籍口四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