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杨行密如今才五十来岁，对于一个创业之君而言，应该算是“正当年”，但多年的征战和劳心劳力让他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尤其是近来的数次叛乱事件，更使他在心痛之下越发憔悴，选定继承人之事变得日益紧急起来。
历史上，杨行密的英年早逝，是杨吴政权的一场地震，而杨渥以初字之龄即位，更加剧了那次危机。事实证明杨渥不是一个好“领导”，这一点杨行密未必不清楚，但留给他的选择毕竟太少，主少国疑，杨渥已然是他当时最年长的儿子了。有时候杨行密经常在想，如果潞儿是男儿，该有多好？以她的智慧和手腕，继承自己一手开创的基业，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杨行密担心继承人问题的同时，李曜正在从水路返回长安的途中。朱温虽然听从葛从周的建议迅速在郓州西面铁索拦江试图截断李曜的归路，但他毕竟小看了李曜指挥运动战的能力。在得到王师范全力供应后勤的帮助下，李曜再次上演了一出类似四渡赤水的好戏，轻松绕过从汴州开来拦截蒲军的汴军围堵，转到濮州附近登船，微笑挥别气得吹胡子瞪眼的东平王，胜利回师。
虽说这次“神兵天降”的计划，基本目标算是达成，但其中瑕疵也着实不少，按照李曜自己的标准来看，此次行动也许只能打六十分。未曾帮王师范击败杨师厚，尽量打击朱温的有生力量是一方面，没有夺下郓州交给王师范以平衡他和朱温的力量是其二，而未曾将杨行密深深拖进对朱温的拉锯战中，则是更大的失误。
如果说前两个目标未曾达成，有着不小的运气因素，也许怪不得他失算的话，这第三个失误的引起，却免不了有算计未曾到位的原因了——他光记得杨行密死于公元905年左右，却忘了杨行密毕竟不是突然暴毙，而是病死。这说明杨行密在死前已经病了一段时间，但正是这一点忽略，使得这次出兵出现一个大的漏洞，让整个拖疲朱温的计划黯然失色了许多。
按照李曜原先的计划，在这次出兵之后要形成什么样的局面呢？
首先，要让王师范控制淄青及兖郓，实力不降反增，成为朱温背后的一把尖刀，让朱温既无法将其吃下，又无法对外用兵。
其次，使杨行密出兵彭城并与朱温在这彭城一线形成拉锯战，双方均在此消耗实力，却谁也奈何不得谁。
最后，在朱温力量削弱且无力对外举兵之时，策动刘仁恭反叛，南下对付王镕，于是河中或者河东方面则出兵收复泽潞、邢洺，乃至更进一步直接连魏博也端掉，彻底断了朱温再次北上的桥头堡，从而对朱温三面包夹，死死将他钳制在中原腹心这一亩三分地里。
虽说即便达成这一目标之后，维持这种局面也需要十分高明的手段，但那总比连目标都无法达成要好。而眼下，由于葛从周的铁索拦江之计，李曜不得不提前返回，结果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后续布局几乎全部未曾完成。这就让李曜不得不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才能尽量往此前的目标上推进。
王师范那边，可以从其他方面加强他的实力，包括经济和军事两方面的输血也在所不惜，在这一点上，压力不算太大。
刘仁恭那边也不是问题，只要朱温被钳制住，说动他出兵攻打王处直或者王镕，那都不是事，此人狼子野心，又一贯自大、贪婪，一旦没有朱温这个威胁，甚至不用策动，他自己也会去。
那么难点还是在于钳制朱温——王师范如今实力有限，就算给他输血，他也不足以单独抗衡朱温，而李曜很清楚，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办，此时绝不会兵出潼关来跟朱温在中原死磕。此次“神兵天降”，蒲军号称十万，实际上也只有半数罢了，这也是为何李曜先打葛从周，再去找杨师厚的原因之一。葛从周兵力比杨师厚少，先打弱敌这种战术原则李曜岂能弄错？而打完葛从周之后再去找杨师厚，王师范就能配合作战，这时又是一次以多打少，正符合后世毛太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思想。
既然如此，则让杨行密出兵争夺彭城仍然是必须做到的，关键是怎么做。
眼下的局面是杨行密已然卧病，而杨渥年幼，在淮南集团内威望和人脉都十分欠缺。要在这种情况下说动杨行密，似乎很难……
不过，李曜毕竟是李曜，难，不代表没有办法。想办法有一个原则或者说先决条件：弄清目标的真实情况。
他首先回忆了一下原先的历史。历史上，随著藩镇割据在全国范围内的蔓延，各地豪强和藩镇流亡军人纷纷攫取地方权力。在南方，也形成了十数个以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为权力继承模式的政权。身为庐州豪强的杨行密，在取得了淮南节度使的职位后，对于继承人的选择，也以自己的子嗣为首先考虑物件。然而，当杨行密于天佑二年去世时，年仅54岁（虚岁，下同），尚未步入老年阶段；其长子杨渥却只有20岁。以20岁未经战阵之青年识见，继承54岁饱经烽火洗礼之盛年的遗产，杨渥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所幸，杨行密已经从两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一是对在能力上尚未成熟的长子进行培养；二是对藩镇内部僚属的人心进行笼络。就第一点来说，杨行密对杨渥的培养，从让他独当一面开始。天佑元年八月，“宣州观察使台蒙卒，杨行密以其子牙内诸军使渥为宣州观察使”。此年杨渥19岁，杨行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