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神册元年攻下山北诸州后，契丹并未能据守。翌年又围幽州，经历了长达四个月的攻坚战，在李存勖的援军到来后幽州围解。因此，神册初年阿保机在汉地的军事进展并不顺利。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太祖将视线投向了辽东地区，开始重点经营辽阳。神册三年十二月，阿保机“幸辽阳故城”。神册四年二月，“修辽阳故城，以汉民、渤海户实之，改为东平郡，置防御使”。同年五月，阿保机“至自东平郡”。在半年时间内，他至少两度来到辽东，说明了对这一地区的重视。无风以为，阿保机对辽东的经营是其在针对汉地的军事行动不顺利的情况下作出的选择，但同样意味着他对农耕地区的重视，也应当在汉化的大背景下考虑。
阿保机针对中原的另一次大型军事行动，发生于神册六年至天赞元年（922）间。其时镇州张文礼和定州王处直受到河东李存勖的军事威胁，遂引契丹入援。阿保机南下之初，进展顺利，攻破涿州，挺进定州，这时李存勖已亲率大军赶至，双方在定州附近大战。李存勖一度被围，形势十分危急，最终血战突围，契丹军遂退。这次南侵也以失败告终。
定州之败给了阿保机一个很深的教训，让他冷静下来，再次思考南下的策略。深思熟虑之后，他转变主攻方向，在天赞三年（924）六月乙酉下诏，将大契丹国的短期发展战略概括为“两事”，遂定下先平漠北和渤海之策。当日阿保机亲率大军出征漠北，十月即平之。天赞四年十二月，他再度亲征，兵锋指向了渤海。
为了保证渤海一役的成功，出兵前阿保机假意与后唐修好。《五代会要》载同光三年（925，辽天赞四年）五月，“（契丹）遣使拽鹿孟等来贡方物”。天显元年渤海定后，阿保机“以平渤海遣使报唐”。而后唐方面也表现出了善意，是年六月，唐明宗篡嗣后“遣姚坤以国哀告”。
史籍中详细记录了姚坤与阿保机的对话，对于我们理解阿保机之政治雄心意义重大。《旧五代史》载：
阿保机先问曰：“闻尔汉土河南、河北各有一天子，信乎？”坤曰：“河南天子……今凶问至矣。河北总管令公……今已顺人望登帝位矣。”阿保机号咷，声泪俱发，曰：“我与河东先世约为兄弟，河南天子，吾儿也。近闻汉地兵乱，点得甲马五万骑，比欲自往洛阳救助我儿，又缘渤海未下，我儿果致如此，冤哉！”泣下不能已。……又曰：“我儿既殂，当合取我商量，安得自便！”……其子突欲（即皇太子耶律倍）在侧……因引《左氏》牵牛蹊田之说以折坤，坤曰：“应天顺人，不同匹夫之义，只如天皇王初领国事，岂是强取之耶！”阿保机因曰：“理当如此，我汉国儿子致有此难，我知之矣。闻此儿有宫婢二千，乐官千人，终日放鹰走狗，耽酒嗜色，不惜人民，任使不肖，致得天下皆怒。我自闻如斯，常忧倾覆，一月前已有人来报，知我儿有事，我便举家断酒，解放鹰犬，休罢乐官。我亦有诸部家乐千人，非公宴未尝妄举。我若所为似我儿，亦应不能持久矣，从此愿以为戒。”又曰：“汉国儿与我虽父子，亦曾彼此雠掣，俱有恶心，与尔今天子彼此无恶，足得欢好。尔先复命，我续将马三万骑至幽、镇以南，与尔家天子面为盟约。我要幽州令汉儿把捉，更不复侵汝汉界。”又问：“汉家收得西川，信不？”坤曰：“去年……收下东西两川……”阿保机忻然曰：“闻西川有剑阁，兵马从何过得？”……阿保机善汉语，谓坤曰：“吾解汉语，历口不敢言，惧部人效我，令兵士怯弱故也。”
这一记载中，最让人惊讶的是阿保机对中原政局乃至山川形势的了解和关注。姚坤此行系为庄宗告哀，但“一月前已有人来报”，说明阿保机对汉地局势的了解绝非局限于中原王朝之来使，很可能他有意识散布耳目，收罗信息。更有甚者，他很关心后唐灭前蜀这样与契丹并无直接关联的大事，甚至还知道剑阁之险。很显然，他对中原的关注绝非一个甘于偏处一隅、目光短浅的“蛮”族所能有。相反，所谓“欲自往洛阳”，又谓明宗继位“当合取我商量”，阿保机在对话中处处表现出欲入主中原的雄心。在得知庄宗被弑后，“便举家断酒，解放鹰犬，休罢乐官”，谓“我若所为似我儿，亦应不能持久矣，从此愿以为戒”，说明阿保机在心目中并不以北族君主自居，而是以中原皇帝的标准要求自己。更重要的是，此时渤海已平，太祖要后唐要求幽州，表明他的下一目标即是南下中原。虽然阿保机表示他非欲直接统治汉地，而是准备通过汉人实行间接管理（“令汉儿把捉”），但这很可能系其诡诈之辞，一方面是为缘饰自己的无理要求，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为了笼络手下的汉人将领。同样的事情在太宗朝也发生过，太宗曾分别许立赵延寿及杜重威为帝，但灭晋后并没有实践诺言。
阿保机与姚坤的对话表明，灭渤海后阿保机已决意南下，其最终目标是问鼎中原。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论证太祖志在中原。上面已经提到，阿保机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