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名臣留正则云：“本朝自古所无者三。艺祖皇帝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一也；祖宗以来，世传二厚，虽甚威怒，未尝妄杀，故论者谓不嗜杀人，惟本朝有之，二也；徽庙光尧两行内禅，皆出自睿断，三也。”
“自古所无”云云，虽然不无夸耀，但也确实道出了宋代政治运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些变化──“受命之日，市不易肆”，较之于喋血宫门，兵连祸结，无疑多了一些文明和理性；威怒有度，不诛大臣，不嗜杀人，较之于天子一怒，伏尸百里，无疑又少了一些蒙昧和野蛮；至于“内禅皆出自睿断”（即皇帝本人自愿退位），较之于惯常的皇位争夺，也多少显示出理性与蒙昧的分野……总之，在宋代的政治生活中，野蛮蒙昧的色彩在消褪，文明理性的色彩在增多，政治运作的文明化、理性化的程度大大提高。
这种变化，固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动因，但另一方面，“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规模可豫知矣”。从这一角度看，宋初的“杯酒释兵权”，其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营造了一种较为文明和理性的开国氛围，从而影响和带动着宋代的政治生活向着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了“未尝轻杀臣下”，“不以文字罪人”，“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等值得肯定的政治传统。而政治上的这种变化，又必然会促进经济和文化的繁荣，给社会各个方面都带来勃勃生机。
李曜虽然不希望弄出个“弱宋”似的政权，但这种理性的统治氛围，是他非常欣赏的。因此在此前推出的各种改制当中，也尽量强调理性，包括推行的过程，都很少有强制性的。
但在节度使的问题上，他必须决绝。
节度使由于上马管军、下马管民，顺带还有财权，自然而然的会导致各种割据，因此“三权分立”是他改革现有体制的一个基本策略。
于是他便道：“军心？迄今为止，孤尚未安排任何一镇节度，邠宁、保塞、天雄三镇，那都是晋王当年所举荐，孤取华州，得金商等等，均未安排节度，今后也没有设立节度使的打算。此番，朝廷收复凤翔、兴元乃至两川，其地均以刺史为政务主官，驻军主官直属南北二衙，不得参与地方行政。”
王抟想了想，问：“则南北二衙，其权又如何划分？”
李曜道：“南衙之兵，由凤台鸾阁行使调动权，由总参谋部行使临战指挥权；北衙之兵，由孤行使调动和指挥全权，若孤发出调令却未曾亲自指挥，则亦由总参谋部行使临战指挥权。”他见王抟未曾问起河中镇兵，知道他是避免触及自己的底线，便主动解释道：“今后除非实有需要，否则孤不会在河中之外调动河中镇兵参与镇守，若要调动河中镇兵外出征战，也必有驻军事宜的临时处置措施。”
王抟思索了一下，有些迟疑：“南衙兵力雄厚，接近十四万之巨，而凤阁鸾台所行的，却是轮流执笔制度，大王在时自然无妨，若然大王不在长安，南衙诸相又难说是一体同心，倘若胡乱调度，却该如何是好？”
李曜答道：“南衙十二卫将会分散驻扎各地，若无孤王调令，则除非长安有被外敌攻陷之虞，否则南衙诸卫不得调入京畿道。至于在外驻扎之时的调动，若无孤王调令，则须有半数以上同平章事附议署名，其调令方能生效。”
李巨川问道：“大王的意思是，北衙常驻京畿道，南衙分布各地？”
李曜点头表示肯定，但补充了一句：“北衙驻地，除京畿道之外，鄜坊、金商两处也是”。
李巨川便又问：“那南衙十二卫的具体驻扎地，大王可已决定？”
“大体已经考虑过了。”李曜道：“蜀地方面，成都、梓州、遂州、渝州、夔州、峡州、泸州、利州各驻一卫，蜀地以北、关中以南，则兴元、凤翔、商州各驻一卫，还有一卫，自然仍是放在齐地王师范那儿，给朱温找点麻烦。”按照李曜的这个驻军安排，十二卫里面有三分之二驻扎在蜀地，这也是因为蜀地刚刚平定，不得不驻扎重兵，至于汉中和凤翔，虽然平定时间也不久，但毕竟离关中近，有四个卫驻扎，足够弹压任何可能的麻烦了。
李巨川叹道：“三十多万大军，看似庞大，一旦分散到如此大的地面，却也颇为吃紧。想当初李茂贞、王建均有十几二十万大军，如今被朝廷拿下之后，地面还是那么大的地面，兵力却只勉强剩个三分之一，也难怪……说到底，还是兵力不足。”
李曜却不同意，摇头道：“你只看到蜀地和关南兵力减少，却未看见关中和河中兵力颇有富余。按照孤方才的安排，关中包括鄜坊，有兵十一万余，河中仍有八万余兵，如此便有二十万，也不少了。至于为何这般安排，只是因为蜀地和关南，乃是朝廷腹心之地，不比关中、河中，须得应对朱温等藩镇威胁，自然无需太多兵力。毕竟，蜀地只有东面勉强算是威胁，但赵匡凝绝无胆量来捋孤王虎须，而南边的南诏、西边的吐蕃，如今都自顾不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