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代的状元实际最多只相当于明、清的“会元”（会试第一），甚至连会元都不如。因为明、清诸朝科举考试已是主要的选拔官员的途径，筛选层次既多且严，参加国家级考试的人数亦远远超出了唐代——唐代应考的举子多则2000人，一般每年1000人左右，而明清读书人参加科举不仅人数则极为庞大，录取比例自然也就很小，而且会元的确定有极严格的程序，一般不是哪一个人说了能算数。
不过，这也并不是说明清的科举就在所有的方面都比唐时先进，至少从科目广博上来说，明清对比唐时，那是天差地别。
隋设科举之时，乃以明经、进士两科取士。唐朝沿袭隋制，并有进一步的发展。由于国家制度的健全，经济的发展，庶族地主的兴起，要求提高社会地位，获得参政机会；李唐朝廷用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办法，以此选拔合格人才，提高官员素质和笼络士人等。
其考生的来源有从国子监来的“生徒”和经州、县选送的“乡贡”。先由礼部考试录取，再经吏部考以后始能授官。
李曜穿越前逛某些历史论坛时，经常对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放肆狂喷，就是因为唐时广博开放的科举思想到了明清时节，便被人为地搞得完全走了样。
既然李曜也是读书人，也有希望去考贡举，那么贡举的一些讲究，就不能不懂。
唐时的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这种题目后世也有，名字没这么文气，就叫“填空”，大名鼎鼎。
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尤其是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一直流传着“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这还不算，唐代考试科目又分常科和制科，每年分期举行的叫常科，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有：秀才科，明经科，进士科，俊士科，明法科，明字科，明算科，一史科，三史科，道举科，童子科等50多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秀才一科，在唐初的要求极高，很少有人能通过，譬如太宗李世民时期，就有一科考完没有一个通过秀才考试的记录，可见其难度之高，因此秀才科逐渐废弃，这跟明确时节“举人满地走，秀才多如狗”是完全不同的，看官诸君莫要误会了。而俊士科则不常举行。考试的方式有：口试，贴经（填空），墨义（相当于口试的笔试化），策问（论文），杂文（诗赋）。
明经科的内容：9部经书，《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不仅仅是6经，另外，《孝经》、《论语》为必考。明经科的考试方式一般只是口试，贴经（填空），墨义。一般只要对经文以及注释，记忆背诵熟练，就可中试。
再看进士科。进士科原来只考策问，后来加上贴经（填空），杂文（诗赋）。贴经只贴大经，即《礼记》、《左传》。再加上贴《老子》，十个问题中能答上四个即可合格，李曜一直觉得这个难度似乎不大，在后世这个成绩铁定不及格。杂文要求诗赋各一。策问要写五篇。策问主要是对时下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政务、漕运、盐政等等方面提出问题并作回答。刚才已经提到过，进士科一般取中很难，录取率只有可怜兮兮的1-2，因此当时说“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绝非儿戏，那是真的难考。比如唐前期每科进士只取十几人，后期也只取三十几人。大诗人孟郊当时考中后，欣喜若狂，作《登科后》，其中有一名句流传千古：“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遍长安花”，可见其难，可见其喜。
至于其他，再有：明法科，国家选取司法人才，范围为律七条，令三条。明字科，文字理论及书法，考《说文》、《字林》。明算科，考数学，范围很广，选数学人才。一史科，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任选一，考贴也考策。三史科，《史记》、《汉书》、《后汉书》均考，主要是选拔历史方面的人才。道举科，考《老子》、《庄子》、《列子》。童子科，十岁左右的童子，考《孝经》、《论语》……等等。
因为如此广博的考试，李曜当初穿越之前便一直感叹：看看人家唐代科举考试的范围有多大！从经文到时事政治、经济、制度、军事、法律、盐政、漕运、历史、数学、文字学等等，而且不仅考儒家的东西，还考道家的东西。
他甚至觉得，和那时的科举相比，他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高考，也就不过如此罢了。
不过话说回来，如此一来，考试范围非常广泛，要学的东西也就非常多，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