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在五月十一日的大朝会上，荀攸向文武百官们通报了益州的军事胜利，并做出了令庞德带兵前往益州的决定。
程昱也代表我宣布了邴原由京兆尹升任益州刺史以及相关州郡要职变动的命令。
贾诩与刘政则负责为杨奉、栾晨及有功将士增加食邑户数、按战功予以奖励。
由于我缺席了近一年的朝会，我也没有皇太后、太后、太子在朝政方面指手画脚——事实上，根据转述，在我刚刚昏迷的初期，确实有官员建议让正宫王后蔡琰以女主的身份垂帘听政，但结果是……不仅蔡琰和蔡邕父女坚决拒绝，而且朝中包括祢衡、贾诩、程昱在内的几位重臣也表示了反对——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央以下各级政府也逐渐适应了新朝日趋成熟的执政模式。
而我也可以感觉到，自己这个君主存在的必要性确实在逐渐地降低——这是我之前乐于见到的，尽管在看到缺了我的政府依然能够流畅运转时，自己心中也难以避免地会产生一丝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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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潜意识里为了彰显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我提出了开发大荆南的战略思想。
荆州南部地区，主要是指长沙、武陵、零陵、桂阳四个郡，这四个郡的幅员广阔，包括了前世的湖南、贵州的大部，湖北、四川、广东、广西的一部分，从面积上来说，恐怕比司隶全境都要大了许多；而从人口上讲，四郡总共接近八十万户、三百万的人口，也是不容忽视——何况，这三百万人还不包含大量的隐匿山林的百姓，以及难以统计的混居蛮夷。
这个时代的开发，一般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修缮道路；二是开垦耕田；三是迁徙人口对于开发荆南四郡，都是必不可少的。
这个时代的荆南地区，几乎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开发，连绵的群山虽然绝对海拔并不算高，但对于百姓出行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而我若想以人力在短期内疏通交通，只是天方夜谭。
山地众多，自然为开垦田地发展农业带来困难；而这些地区地广人稀，人口素质和技能普遍偏低，也需要从人多地少的中原地区迁徙来一部分熟练掌握各类技术的各种行业的百姓。
我也没指望两三年便能把天堑变通途，只是提出这个想法，让国渊的农部和韩馥的工部有个事情去做。
而这个高瞻远瞩的战略刚刚提出，贾诩的户部上上下下已经小脸煞白了。
作为国家的财政大臣，贾诩更是眉头紧锁，几乎把自己长逾一尺的胡子都扯了下来。
我连忙告诉他们……这是个长期规划，至少要进行两年的前期研究，不会立刻予以实施，他们的神色才镇定了许多。
尽管如此，但是在两天后贾诩还是慎重地告诉我，经过初步预算，想要将我脑海中这伟大的构思变为现实，至少需要一千个亿的资金才能小有成就，而且随着朝廷对山地的开发，必然涉及到将山上的土著迁移下山，这必然要持续地在荆南四郡派驻数万部队对其进行征讨、镇压，这期间当然也要源源不断地花费大量的军费与粮草。
开山修路要花钱，迁徙百姓要花钱，这我当然知道——区区二十万并州匈奴就花掉了我接近十个亿的财政资金，何况要将百余万中原百姓迁徙至数千里远的荆南之地，所需花费必定是个天文数字。
而贾诩又告诉我，这一年间，国库里的财货稍有增涨，目前能够动用的大约在三百二十亿左右，但按照目前的财政情况来看，每年国库的财政收入恐怕超不过三十亿，想要达到一千亿……至少需要二十年——前提是这二十年间天下无灾无难，每年都是丰收年。
所以，我只能让贾诩先想办法进一步改善国家的财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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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王允病死的消息广为传开后，我也陆续收到了许括他的弟子宋翼、我的老丈人蔡邕、兵部部长荀攸、尚书令荀彧、法院副院长曹操以及大批并州出身的官员，甚至军中将领吕布也为其说情。
我本就不是个残忍好杀之人，何况王允当年还将貂蝉送给了我，便大方地令就任益州刺史的邴原派人将王允的尸体和家眷送回老家并州祁县，沿途郡县都要加以礼遇。
同时我追赠王允为界休侯，由他的长子王奇继承，食邑三百户，也算解决了王家一族的温饱，也为我稍稍赚取了一些仁义的名声。
但我错了，就在六月初的时候，一封来自扬州的“大汉国文”来到了我的案几上。
文中，大汉朝廷怒斥我逼迫大汉重臣王允，并卑鄙得趁他益州内乱且王允重病之时落井下石，非堂堂大国之所为；更痛批马腾不明不白死在洛阳，所享受的待遇竟然只是郿侯！
对于这封莫名其妙的敌国文书，我甚至懒得让礼部回复他，只通知新任的徐州刺史甘宁派出一队精兵挑动一下刘协和群臣们刚刚安宁不久的神经。
不久之后我就听说，刘协吓得开始督造战船准备逃亡海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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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禁欲时间太长，这些晚上，我仿佛又回到了初尝男女之事的年纪，每一夜不来两发根本睡不下来。
然后我后院里的貂蝉、吕玲绮和小娥便陆陆续续发现自己中了枪……
而身为正宫的蔡琰则更是不幸……她是第二度中了枪。
虽然她们似乎都很开心，但我却忽然有些头疼：因为我忽然意识到……利刀旁的汉字似乎并不太多啊……我该拿什么给儿子们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