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和清见印常青调笑自己一番，却并没有什么好办法，心里不服，回敬道：“本律师，你说的观点上的东西，我听得明白，问题上我现在要的是技术上的东西。”
“技术层面？”印常青又是一阵好笑，笑得姚和清脸上起了尴尬，笑了个够才点拨姚和清说：“你这调研报告，如果按学者的写法，光是搜集材料，就得年长月久，提炼观点，又得推敲时日，即使动笔，没有十天半月你又怎么写得出来？如果按秘书的写法，以你的才气，两个小时足矣。因为文章的观点，出自领导，而材料则存储在自己的脑子里。不比学者，材料是存储在别人的脑子里。学者是书呆子，以为真有人信他的文章。秘书是明白人，知道自己的文章只有五分种的效应。从数据出结论，这是一般的写法，是归纳法，这样的文章写有何难？关键只在材料。如果换一个方式，用演绎法，天下就没有难写的报告。现在我们有了结论，只需要填充材料就成了报告，你怎么坐了两个多钟头还是一个白板？我以为你早弄好了，结果你还在为材料发愁。”
“本律师，听了你这番启发，我总算明白了法律家和律师的区别。”姚和清因为心里还是不服，反讽了印常青一句又为难地说：“这个报告是给领导决策的，数据总不能尽是些摸脑壳数据，案例也不能瞎编乱造来编故事吧？”
印常青闻言，越发笑得厉害：“我的大局长，局长大人！现在不管是哪行哪业的报告，也不管哪一级的报告，你说哪个报告中的数据不是一个摸脑壳数据？数据取正值的，就是100，取负值的，就是0容忍。文革时代叫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其实自古天下文章一大抄，哪个的文章都要这么写。数字出官，官要数字，彼此心照不宣，各得其所。老毛时代，《人民日报》就开始放亩产三万斤的卫星，难道你忘记了？老毛可是一代开国明主，你说他信不信？但不信又如何？”
印常青说到这里，姚和清那眯缝的眼里才放出亮光来。姚和清心想，怪不得本律师名利双收，接的都是大案油案，日子过得风光无限，确实比自己道行高强。而自己就是他妈的墨守成规，胆小如鼠，一句话，就是自己思想不解放。像他妈的裹脚的老太太，干什么都迈不开步子，也就没出息。写写文章，本是雕虫小技，结果反受其累。文不文，商不商，官不官，一事无成。
印常青见姚和清一时之间愣在那里，以为他思想上还放不开，怕痛怕痒，于是又趁热打铁说：“远的不说，上次我列席听南s区法院的工作报告，王福来院长在报告中提到他们的执行率到了106。你想想，美国的执法环境比我们好，当事人履行能力比我们强，他们的执行率才30-40，我们100，你信吗？如果说我们到100你也信，超过100，你还信吗？是以当时就有脑筋不转弯的代表向王福来提出了质疑。你猜王福来怎么解释？王福来到底脑袋瓜子反应快，立即解释说：‘106，这是统计口径上的问题，统计口径的不同，得出的结果就不同。譬如宾馆里一个房间，按照一般人的想象，一天卖一次，这个入住率就是100；但如果有人住了一会退房，那这个房间再卖一次，入住率就是200。’王福来言下之意，就是一个案子可能不止报一次结案。譬如中止报一次结案，终结又可以报一次。只是有些代表不懂案子，王福来的解释他们听不懂。我见过牛皮吹破之后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还没有见过像王福来这么厚颜无耻糊弄人把人大代表当宝的。至于案例的问题，无非大同小异，只是案件的类型有些差异而已。你能写豆腐块，我给你出几个类型，你编几个不一样的案例又有何难？不错，你的报告是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的，但现在的情况是领导已经拍了脑袋，需要的只是把决策变成尚方宝剑，再说你这文章又不署名发表，谁要你承担什么责任了？你的文章变成了官方意志，那就成了有执行力的不是法律的法律！书呆子说土法效力小于*，但现实中*不如土法，这对你来说，应该不用我来费口舌解释了吧？”
印常青一番唾沫横飞的启发式教学这时候已经说得姚和清喜笑颜开。茅塞顿开的姚和清一想，印常青这番说辞不无道理，确实有道理。因为写对自己来说不是难题，难题在于怎么写。再说有了报告再写通知，对姚和清就是小菜一碟。
印常青毕竟年纪大了，看到姚和清开始动手写，扯着呵欠说：“我要明天一早就要过临澳去，要睡了。你弄完了再叫我，我开车送你回去。”
姚和清说：“我弄完了给你带上门打的士走，何必要叫醒你要你送？”
印常青虽然掩着门，但一倒下去就已经鼾声如雷。
姚和清在印常青如雷的鼾声中熬到东方红太阳升才完成了任务。印常青睡眼朦胧起来，一看姚和清还坐在电脑前修改文件，戴着老花镜就电脑上看了一遍，一看姚和清还是在数字上放不开，于是又亲自动手改了一些数据，这才叫姚和清发到李松青指定的邮箱里。
两人搓了一把一脸，印常青一看已经到了六点半，于是收拾好公文包，邀请姚和清一起去喝早茶。
喝早茶的时候，印常青忍不住又笑姚和清说：“和清，过去算命的说，甘罗发早子牙迟。看你下巴上有几块黄胡子，可见你的发达还在后头。你过了四十五，按原来的政策是没有上升的空间了，但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