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1937年3月27日，他的这些希望全部破灭了。这一天，他被免去外交部副人民委员的职务调任俄罗斯联邦司法部副人民委员。这一贬职意味着什么，谁都不难猜到。
被斯大林镇压的人，大多数是在不变换职务的情况下被投入内务部监狱的。但有时为了不使某个人的被捕太惹人注意，斯大林也会暂时给这个人换一个低一点的职务，即所谓“过渡”一下。例如，内务部头子亚戈达就是先从内务部调到邮电部，然后才被推上第三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席的。又如十月革命中最著名的功臣安东诺夫。奥弗申柯，1937年被斯大林从西班牙召回国，先调任一个闲职，俄罗斯联邦司法人民委员，紧接着就失踪了。现在，又一个将被处死的人克列斯廷斯基，又成了俄罗斯联邦司法部的副人民委员。
克列斯廷斯基担任新职后，并没马上被捕。斯大林有意让他在这种“不死不活的状态中”过了两个多月。显然斯大林的主意是让克列斯廷斯基在极度的惊恐中一天一天地，一小时一小时地去等待被捕，从而导致精神崩溃失去对刑讯逼供的反抗力。确实，被斯大林关进“捕鼠器”中的克列斯廷斯基，尝尽了临死前那种无休无止地拼命挣扎的滋味再说，克列斯廷斯基还得为妻子和独生女儿的命运担心。他女儿名叫娜塔莎，已满十五岁，因此，斯大林于1935年4月7日颁布的有关对未成年犯可以判处死刑的法律，对她是有效的。
我从这个姑娘才五岁起就认识她了，所以，父母对她的宠爱是大家都知道的。娜塔莎在很多方面酷似父亲不仅继承了父亲的外貌和高度近视，而且还继承了父亲那活跃的思想和惊人的记忆。
既然在前两次审判闹剧中已有那么多党的高级干部争相抵毁自己，他也就用不着担心自己的假口供会破坏布尔什维克党的威望了。
他过去无比珍视的一切，早被斯大林及其帮凶扔进污泥浊水之中，遭到了肆意践踏，早就浸透了他的亲密战友的鲜血。克列斯廷斯基不敢奢望保住妻子的生命但他知道，如果他同意付出斯大林的要求的代价，救下女儿还是有把握的。
克列斯廷斯基当过司法干部，所以，他比任何人都了解斯大林的刑讯逼供和审判意味着什么。早在被捕之前，他就告诫自己：反抗是没有用的;既然落入了内务部之于，就应该马上同那里的头头妥协。的确，六月还没过去，他就已经在第一份“交待”上签了字。
但是，到了法庭上，他却干出了一件令全世界都感到意外的事情。当然，对于这场审判闹剧的导演来讲，这件事并不算意外。
在开庭的第一天，当审判长问克列斯廷斯基是否认罪时后者断然否认道：“我不承认自己有罪。我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我从未参加过‘右派一托洛茨基联盟，，我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指控我的罪名都是强加的，我一个也没犯过。我尤其不承认自己犯过勾结敌人谍报机关的罪行。”
在先后共三次莫斯科审判期间，被告人胆敢当庭申明自己无罪，而且想推翻被指控的全部罪名，这是第一次，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克列斯廷斯基的无罪声明，引得人们议论纷纷。那些一直在关注这场审判的人，都以极大的兴趣等待着，看克列斯廷斯基能否将自己同法庭的决斗坚持到底并显得最后胜利。
第二天，1938年3月3日，克列斯廷斯基又同其他被告人一道，被押进了审判大厅。在上午的审理中，他没说一句话，检察长也没向他提任何问题。晚上开庭时，他才站起来，向法庭说这么一席话：“昨天，由于被押上被告席和听人宣读起诉书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加之我病魔缠身，突然被一种虚伪的耻辱心的强烈感情所支配，我无力说真话不敢承认自己有罪。所以，我本来应该说：‘是的，我有罪，，可我却机械地冲口而出：‘不，我没有罪””
国外那些密切关注着这场审判的人，在看过报纸上的报导之后，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从3月2日到3月3日这一夜之间克列斯廷斯基为什么会判若两人？
任何一个不偏不倚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可怕的刑讯逼供。
然而，事实上，克列斯廷斯基突然改变自己的立场，并不是由于内务部的人对他采取了什么刑讯手段，他们根本就用不着这样干。
克列斯廷斯基这种先翻供后又认罪的行为，说穿了，还是斯大林炮制的这场审判闹剧中的一幕假戏。在前两次莫斯科审判中全部被告人都异口同声地承认自己有罪，他们不仅不为自己寻找减轻情节，反而争先恐后地承担被指控的主要罪名这种反常现象，自然会引起西方人士的怀疑，对此，斯大林也意识到了。
斯大林心里明白，外国批评家们抓住了他精心策划的审判闹剧的薄弱环节，也难怪，被告们在表演规定角se时太卖力了，演过了头。现在。斯大林决心要让世界看一看，并非每一个被告人在法庭上都是任人支配的木偶。他选择了克列斯廷斯基作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