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潮即将过去，东阳县委书记吴天然总算可以喘口气了。这一天，他专门回了一趟山阳，他要回家给老婆王聪聪做一顿可口的饭菜。这些天来，王聪聪在中心医院的临时病区里没明没夜地忙活，加上她还有孕在身，吴天然又不能在家照顾她，这让吴天然感到相当愧疚。
吴天然在家里炖了一锅鸡汤，烧了几样青菜。然后坐在客厅里一边喝茶，一边看电视。
一见王聪聪回来了，吴天然就要上前和好来一个拥抱。王聪聪摘下口罩说：“慢着，我先去洗洗。”她进到卫生间，用消毒剂把身体裸露的地方都仔仔细细地冲洗了一番。
王聪聪出来后坐在了吴天然的身旁，看着妻子一身的疲惫，吴天然有些心疼。他对王聪聪说：“聪聪啊，你们辛苦了，你们是当前中国最可爱的人。”
王聪聪咧咧嘴说：“什么话，我只有当前？以前不是？将来也不是？”
吴天然说：“嗯，说错了。你是我吴天然心中永远最美、最亲爱的人。”
王聪聪笑了笑说：“这还差不多。”
王聪聪看着眼前明显消瘦、脸色黝黑、头发花白的吴天然，也感到很是心疼。她对吴天然说：“老公，通过这场**，你知道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我也知道了谁是最可怜的人。”
吴天然问：“谁是最可怜的人啊？”
王聪聪说：“你们这些中国的官员，或者说是公务员们，就是天底下最可怜的人。”
吴天然有些吃惊，但他仔细想了想，觉得王聪聪说的有道理。
是啊，在中国，公务员们受到的误解和委屈实在是太多了。
在很多国人的心里，公务员一是多，二是贪。
人们都在骂中国的官员实在是太多了，多到龙多不下雨的程度。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公开的资料，比如说1950年中国的官民比是1：600，2000年以后的官民比是1：26。50多年，多了27倍！
中国每百万美元的gdp供养39个公务员，日本每百万美元的gdp供养1.38个公务员。以此标准，中国“驴子”比日本多27倍！
非但官民比独步天下，“官”“员”比更是举世无双。
日本首都东京，人口1300万，万亿美元，但是东京只有“市领导”7人：1名市长，4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世界经济首都美国纽约，人口1 万，万亿美元，但是只有“市领导”6人：1名市长，3名副市长，一名议长，一名副议长。
而中国铁岭市，人口300万，gdp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15、纽约的16，gdp是东京的千分之四、纽约的千分之1.8，但是“市领导”却有41名，是东京和纽约的6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9名、市长助理3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7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8名。就是这个市政府还有20名处级副秘书长，平均每个市长配备了两个秘书长！
湖南小小的平江县，副县长多达十名；郑州市市政执法局，居然有29位“局领导”……
得出的结论是：事实表明，中国人民正在经历着一场规模空前的“官灾”浩劫——比“蝗灾”难扑灭，比雪灾面积广，比震灾持续长，比所有的自然灾害加在一起的危害和损失严重得多！
有人还会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中国要养活的官太多了，山东的一个贫困县有一个正县长，六个副县长，十五个县长助理，这些严重超负的官员大概是每天喝喝茶看看报纸然后等着发工资。偶尔还假公济私一下。就算他们个个是清官，每年的俸禄也给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
贫困县是怎么来的？就是这样来的！
还有大盖帽太多了，“九顶大盖帽管一顶破草帽”是中国特色，这些大盖帽都是冲著人民来的，每顶大盖帽都是人民的负担。中国人光养这些大盖帽就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谁也不清楚中国人要花多少钱来养他们。
因为官员太多，那中国的行政成本自然要高居世界第一。有人专门做了统计：从1978年至2002年的24年间，中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增长到3万亿，约28倍；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升至7000亿，增长达87倍，而且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2年已上升到19.03，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
20年里，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了140倍多，所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也从1978年的4上升到2002年的24。而在国外，行政管理费一般只占财政收入比重的3
也有专家提出“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达2000多亿元，几乎和每年的国防开支相近。”
中国的官员队伍太过庞大，吴天然当然心知肚明。可这能是公务员的错误吗？说到底，这是中国的体制和传统文化造成的。官本位让太多的精英们陷入到官场这个泥潭而不能自拔，白白地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和才华。大大小小的官员也是这种体制的直接受害者。但人们不管这些，他们只管骂，中国的官员***太多了，占住茅坑不拉屎。
但很多在骂中国官员太多的人，如果让他当个芝麻官，或让他的子女进入公务员队伍，那他又会是兴高采烈的。中国人啊，就是这样。
另一个误区是，很多人在潜意识里就断定中国的官员大多是贪官。有人甚至说是“无官不贪”。
近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