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说，权力既是有边界的同时也是受监督的。市场条件下的权力不见得会导致金钱与*对它的追逐。深入分析发现，问题源于我们的市场化本身。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在推动市场化，促进市场的发育，但我们实现市场化的路径存在风险。具体说，我们的市场化路径很特殊，是一种自上而下型的释放模式，即我们采用的是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模式。在实践上，这就意味着必须设计出一种制度，约束或者限制权力的执行者的利益需求。因此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的市场化是否有效取决于我们的配套制度能否时时跟进。
回到中国实际，我们发现，该制度还不太理想。由此，我们不难想象，为何在市场化逐渐深入的今天，权力不仅没有有限化，相反，在一定意义上更强势。因为它主导着市场化方向和决定着哪些领域和什么时候进行市场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实生活中，权力对资源的控制较为突出。反映在个体身上，就是干部成为金钱与*盯逐的对象。
而从主观上看，基于人性的普遍规律，在缺乏完全有效监督与约束的背景下，人性弱点将被放大。所以，掌握缺乏应有约束的权力的干部，在多方面的诱惑下出现复杂的心理和行为失衡也就难免。如一些干部心理狂妄，自认为位高权重，盛气凌人；一些干部无休止地追求更高的权力、更多的财富，不能自拔；一些干部与所谓方方面面的沟通、协调，觥筹交错，迎来送往，身不由己；等等。这说明，当前干部私人生活的压力除了客观的原因，主观上的原因也不可小视。我们的基本判断是，领导干部私人生活的压力来源于权力分界的不明和对人性弱点的约束不足，深层次反映的是，当前中国市场化路径存在潜在风险这一社会问题。
随着交往的增加和接触的范围变宽变广，来自钱、色的诱惑随之增加。社会上的不良现象让一些领导干部感到心理困惑。听之任之，觉得于心难安；改变现状，又无能为力。毋庸讳言，一些官员常常处在利益诱惑和高压反腐的“冒险博弈”中，容易产生严重的心理危机。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官员面临众多的诱惑，使他们成为**的“高危人群”，“但又同时面对高压的反腐态势。面对诱惑，要，还是不要，定力不佳的官员总会处在心理矛盾和煎熬中。”
身处压力锅中的中国官员们总是顾虑重重，“忧谗畏嫉”。“口将言则嗫嚅，足将进则踌躇”，可以大体上表达这种心理。领导干部肩负重要使命，其决策有风险。同时，职位升迁，荣辱得失，也是领导干部不能回避的问题。
实际工作中还经常面对各种考核、评估、一票否决等，还有各种形式的上访、告状等。对上级要负责，命令必须执行；对下级也要负责，体现人本关怀，夹缝中生存。更多的时候，“两头受气”，“里外不是人”，费力不讨好。而现存体制的漏洞、缺陷，让领导干部工作上受到严重困扰。
尤其是基层干部，面临多样性的工作，他们成了“万金油”、“多面手”，今天督促农业生产，明天检查计划生育，后天又要进行“普九”教育，然后是各种各样的现场交流会、经验交流会等。更担心的是，抽查评比，一票否决，不合格的就地免职。
在这种氛围中，一些干部不敢越雷池一步，唯恐祸从口出，带来麻烦。不作为有风险，乱作为也有风险。变通的法子，就是得过且过，少惹麻烦。“此中滋味，谁能解得开？”
随着我国官员问责机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官员对突发事件，如火灾、洪水和生产安全等的提防与忧虑等因素，使官员的心理压力倍增。同时，新闻媒体的发达，网络监督的兴起，使得官员不得不面临公众的审视，承受着公众质询带来的巨大压力。很多情况下，官员只要一言不慎，就可能会丢掉乌纱帽。有些官员从事本职工作擅长，但面对公众则显得能力相对薄弱，感觉到力不从心，增添压力。此外，很多官员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工作和应酬中，无暇顾及家庭，导致家庭不合谐，出现了夫妻离婚、儿女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也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部分主要官员对危机处理缺乏经验，使自身同时陷入能力和心理的双重危机，不但要手忙脚乱地处理善后事宜，还要承受来自上级和社会的压力，一些官员无法排解，甚至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2003年在**期间，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因“抗非”不力而被撤职。此后不久，中央又免去了海军司令员石云生、海军政治委员杨怀庆的职务，人们普遍认为这与之前发生的潜艇沉没事件有关。中国式的问责，应该说很早就开始了。1979年11月25日的“渤海2号”钻井船事故导致一位国务院副总理辞职，该次事故造成72人死亡和3700多万元财产损失。1982年3月，商业部部长因被揭露在某餐馆经常不当消费被免去职务。1987年的大兴安岭林区森林火灾导致林业部长、副部长先后被撤职。1988年1月份三起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导致当时的铁道部部长辞职。如果上述这些高官不贪不腐，仅仅是因为有些事情没有处理好就被免职，吴天然觉得仍有不少应当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