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副处长听严练开始点将，便按照自己事先设计的思路，不慌不忙地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同志们，刚刚何局长就叶鸣的问题，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严书记也结合何局长的意见，就这个问题做出了几点指示。刚刚我归纳了一下两位领导的观点，中心的意思就是三点：第一，叶鸣有受贿和**的嫌疑，但现在还找不到证据；第二，叶鸣与龚志超关系密切，所以有可能参与了龚志超领导的黑社会组织；第三，叶鸣最大的罪嫌，是利用他在省里的关系和后台，为k市市委市政府查处龚志超团伙设置障碍、迫使专案组改变对龚志超团伙的定性，并使龚志超等人成功地逃脱了法网。
“所以，严书记和何局长认为：鉴于叶鸣与龚志超的特殊关系，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结合对陶永审讯的结果，我们应该对叶鸣采取立案侦查措施，并且要刑拘或者是逮捕他——严书记，何局长，我上面归纳总结的没有错吧！”
严练和何致都点了点头，表示认可他的总结。
王副处长继续说：“对叶鸣的讯问和对陶永的审讯，都是何局长与我一起完成的。但是，通过这次讯问和审讯，我却有和严书记、何局长不一样的观点。
“第一，我认为叶鸣所谓的受贿和**的问题，是不存在的。不是证据不足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这回事。因为根据叶鸣的供述，他虽然在实在无法推脱的情况下，收受了清泉宾馆两张共计十万元的银行卡。但是，他在第二天就将这些卡上交到了他们县地税局监审室，并进行了登记。这是有案可查的，而且我们也去核实了，确实是这么回事。那么，按照相关的党纪条规，叶鸣的行为不仅是对的，而且是值得表扬和提倡的。
“至于说他**的问题，这种事大家都很清楚：如果不是公安机关捉奸在床，或者是提取了诸如精斑、避孕套之类的物证，那是无法认定他**的事实的。更何况，举报者也只是提供了一小段叶鸣与小姐唱歌搂抱的录像，并说也带那个小姐去开房了，但这也仅仅是举报者的一面之词，而叶鸣是坚决否认的，并且愿意与那个小姐对质。所以，这个问题也是无法认定的。
“第二，关于叶鸣与龚志超的关系问题，据我的看法，他与龚志超关系好，这是事实。但是，如果我们据此就认定他参与了龚志超黑社会团伙，甚至说他与龚志超团伙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干出了违法犯罪的勾当，我认为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言论，也是一种莫须有的错误推断。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都很清楚：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与各式各样的人交往，总会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叶鸣是一个地税局的副分局长，而且他们分局所管辖的纳税户，都是城区的。而龚志超，如果剔除他的黑社会老大的身份，单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也是一个经常要与一分局打交道的纳税户。那么，叶鸣作为一分局的实际负责人，他在税务工作中与龚志超相熟、与龚志超来往，最后两个人发展成为好朋友，这是很正常的一种交往，也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反过来说：龚志超在新冷县，肯定认识很多很多人，其中也绝对有很多很多公务人员。如果说每一个与龚志超认识的人，我们都认定他是他们团伙的成员，这个推论正不正确？显然是不正确的。因此，何局长以叶鸣是龚志超的朋友这一点，就推断叶鸣是龚志超团伙成员，我是不赞成的。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问题。严书记与何局长都认为：上一次龚志超没有被专案组查处，逃脱了法网，以致酿成了516血案，完全是叶鸣利用他的关系和后台包庇、纵容他的结果。所以，叶鸣是516血案的重要嫌疑人，也是龚志超团伙的军师和保护伞，我们应该对他采取立案侦查措施，并尽快将他双规或者是刑拘。
对于这一点，我不知道与会的其他同志是什么想法，但对我来说，我是最不认同这一点的。为什么呢？我是一个纪委的干部，在纪检监察系统工作了二十多年。我们办案有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实事求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而要贯彻好这个原则，我们就必须重事实、重证据，不能脑袋瓜子一热，凭自己的主观想法去定案，凭自己没有证据支持的推断去定罪。说得不好听一点：这种办案方式，是古代那种人治的方式，一切依靠办案者的主观判断定罪量刑，与我们现在的法治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具体到叶鸣的问题上，我觉得：刚刚严书记和何局长对叶鸣与516血案有牵连的判断，我觉得是有点草率、有点牵强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并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证明叶鸣找了省里的领导出面给龚志超说情。严书记与何局长的判断，只是依据举报人的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举报，还有陶永的一些模棱两可、语焉不详的供述，就此断定叶鸣给龚志超团伙充当了保护伞，这是很不严谨的。而且，我也亲自听过陶永的供述，他也只是说叶鸣找了省里的领导，替龚志超说情，但他也没有亲眼看到，也说不出叶鸣究竟是找的哪一位领导。所以，我认为陶永的供述，也只能算是一种猜测，并不能作为给叶鸣定罪的证据。”
说到这里，王副处长抬头扫视了与会人员一眼，见梁副处长、顾嘉琛、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