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如实的说道，在新的农村士绅阶层中，“皇家教师”可以说是最近几年中才形成的一个阶层，他们成为皇权在民间的代言人，负责协助县政府管理乡间，甚至还担负着教化普通民众的责任。
这是这一代老师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原本他们大都是与帝国没有太多直接联系的童生、秀才，他们在旧朝时甚至可能衣食无着，但是在新朝建立之后，通过大规模的速成师范培训，政府为他们解决了衣食之忧，解决了出身，甚至还给予了他们一定的“地位”——监督村公所的权力。
也正因这种联系，才使得这一代老师对皇家是感恩戴德的。但现在，唐浩然却担心那些接受五年免费师范教育的“优秀乡村学子们”是否能够像他们的前辈一般，对皇家感恩戴德，对帝国忠诚无限。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是忠诚也好，抵触也罢，实际上都是利益驱使的！前者因为利益对皇家保持忠诚，后者也是因为利益的不满而对社会充满不满，这才是两者根本上的不同，也正因如此，为防患于未燃，用另一群人去平衡老师于乡间影响力，就成了不二的选择。
“陛下，如果军人进入村公所，而且村自治会还要为军人留出席位，会不会对自治会造成冲击？”
摇着头，唐浩然抬眼看着袁世凯摇头说道。
“那些在乡军人，并不会垄断一切，就像教师一般，他们于乡间只是作为新坤的一员，在乡军人即然将作为乡间的“新绅”，为什么不能进村自治会，而且他们进入村自治会，是为了在全国农村推行“新生活”，这个新生活的核心是军事化、纪律化的，仅只依靠皇家教师很难做到的……”
话语稍顿时，看着一旁的蔡元培，他是教育大臣，“公民新生活”将是由参谋部同教育部配合进行，当然，这只是一个名目，一个推动“军国民化”，推动国民改造，谋求“未来五十年国家稳定”的名目。
“当然，我并不是说教师做的不够好，他们做的很好，六年前，全国的识字比便只有10，而现在是35，这倾赖于三百万皇家教师的努力，可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尽管识字率要提高，但是国民的素质，依然有待提高，相比于普通民众，军人更讲究卫生，在农村，最干净、最整洁的家庭，不是士绅、不是教师家庭，而是在乡军人，他们把部队的内务习惯带到了个人生活之中，而我们现在的目的，却是为了通过“全民化的军国民教育”，让所有的国民都接受新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
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个名义，即便是“分权”，即便是防患于未然，也都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名义。就像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唐浩然此时所考虑的并不是“国民改造”，而是考虑如何制约教师在乡间的影响力，从而稳定乡村。
从桌上的烟盒中取出一要雪茄烟，叼在嘴里，点着雪茄后，唐浩然深吸一口烟。
“因而朕以为，正是要以在乡军人为核心来发动和控制基层，推动农村的现代化，现在的农村也只有在乡军人最有组织性、纪律性以及足够的文化和见识，能够担负起这一重任。至于说地方势力集团，那也是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地方势力集团，正好可以应对县、府自治化后地方主义抬头的倾向。不管你是乡自治，县自治还是市自治，中枢都能通过各级在乡军人会来维持对最基层的控制。”
作为陆军大臣的商德全，这位因后贝尔战役而为西方军事界推崇的陆军元帅，在听到陛下这么说时，立即露出了赞赏的神情，但同时却明白，这个方案想获得政府的支持只怕有不少难度，不知会有多少人一直担心“军人干政”，怎么会让退伍军人来控制农村？
尤其是现在，在帝国建元六年之后，民政官体制正在受到地方的挑战——来自各级咨议会的挑战，各级咨议会已经开始不再满足于仅只做为一个咨议机关，他们同样在渴望着权力，而实际掌握着权力的民政官，一直受到咨议会要求自治的挑战，现在，在乡军人的出台，显然是针对咨议会的自治要求。
当然，在这里，绝不会有任何人去质疑陛下的言语，甚至在像袁世凯这位前驻东瀛总督看来，咨议会根本就是祸害——至少在东瀛，地方自治所导致的势必将是地方势力的崛起，而这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对东瀛四省的控制，但是对于咨议会，作为中国行政体系中唯一一位总督的他，并不能说三道四，毕竟，成立各级咨议会是陛下的要求，甚至就连南京都是帝国咨政院，就连忙陛下都会提及，在时机成熟时，发挥着一定的国会职能咨政院将会成为帝国国会，参与到国宪的制定。
当然，这是未来——一个谁也不知道的未来。在中国或许存在着制宪的呼声。但是呼声并不强烈，即便是有，也是局限于法律界，至于普通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宪法。至于朝廷本身，虽说曾多次提及制宪，但每每问及时间时，回答永远只有一个——“待时机成熟”时。
“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业问题，而农业问题就是农村的问题，农村的问题又是农民的问题，只要我们解决了农民的问题，那么中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我不否认农民较之城市居民更为单纯，可是3亿农村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却严重制约着我国的发展程度！”
说着，唐浩然朝着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