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封建社会，到了明清时代就发展到顶峰了。从制度上讲，明清两代的朝廷对于人民的控制水平，是相当高的。
可是，即便如此，因为生产力水平的限制，科学技术的落后，明清两代的政权最多也只能配置到县一级。实际上，直到民国时代，把持中国基层社会，那无数个乡村的主要权力的，仍旧是地主豪强。只不过，因为上层的统治者大多出身于这些地主豪强，使得有上层支持的地主豪强势力膨胀的非常严重，让他们在基层社会里拥有着巨大的势力。
不过，如果脱开那些有着上层支持的地主豪强的话，只是说单纯的中国农村的权力结构的话。用一句毛老人家的名言就可以说的清清楚楚，那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实际上，就是在现代中国，在农村中，人口多，兄弟多，势力大的人家，在村子里说话就是好使的。在农村的土地流转，在机动土地的使用上，仍旧遵循的谁的拳头大，谁得到的利益就多，谁的势力大，谁说话就好使的原始法则。
乡镇政府在面对乡村里的矛盾的时候，讲究的仍旧是一个“一切以稳定为重”的，民不举官不究，民举了，官还要压的政策。
只不过，在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不断的反哺和消解农业。农业、农村和农民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不再是能够涉及到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重要阶层了。
在这种情况下，王书辉在荆州地区，给佃农分土地，招揽各处土豪劣绅手下农奴的行为，虽然严重的损害了荆州地区地主豪强们的利益。从本质上说，是对封建土地制度，是对地主阶级存在的根基进行了直接的挑衅。
但是，因为王书辉郡王女婿，郡主仪宾的身份，因为王书辉的做法虽然出格，但是仍然没有公然造反，在掠夺土地上的方法上，采用的是大家全都遵循的潜规则。这就让苗伟常和包慧赞这样的在职官员们比较挠头了。
苗伟常和包慧赞都知道，对于王书辉这样的，在皇帝那里有印象，和南京守备太监有关系的宗亲贵胄，直接扣个造反的罪名派兵抓人，那是绝对行不通的。你没看无论是苗伟常给张天禄派亲兵，还是包慧赞给张天禄派锦衣卫，走的都是暗中的路数。谁也没敢大张旗鼓的打着官方的牌子做事么。
别说王书辉这种有关系有路子的郡王女婿，就是个普通的宗室，那也是和各路藩王都有着亲戚关系的。人家又没杀官，也没攻城。你说人家造反，证据在哪里。人家的藩王亲戚难道会任由你们这些地方官员折腾么。
至于像王书辉这样的上面有人的宗室，你就更不能随便对待了。你有靠山，人家也有靠山。你的靠山是吏部尚书不假，人家的靠山在内廷。一旦你把人给抓了，人家通过关系往天子皇爷那里一递话儿，把事情捅出去。很可能天子皇爷会亲自过问。
天子皇爷很可能就会说了，“这不是给我上供西洋宝镜，西洋水晶器皿的枝江王家的女婿么，怎么回事儿，把奏折拿来我看看。”
一旦皇帝要看奏折，内廷里受过王书辉好处的公公们，甚至都不用偏帮枝江王那边。只要他们据实给皇帝答话的话，那么，一个州府的卫所指挥使，一个地方的锦衣卫千户，居然在没有上级命令，没有朝廷旨意的情况下，敢把一个藩王的女婿，万历天子亲封的郡主仪宾，在完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给抓起来了。
别说是你们这样两个吏部尚书的家奴之流的人物了。就是阁老的亲儿子，也逃不掉天子皇爷的惩治。
所以说，大家现能够做的，还是像王书辉那样，按照规矩走。这个规矩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不走官方的路子，凭着各自的势力行事。你的拳头大，你说话就好使。你能调用的人手多，你的地盘就占的多。你要是有能耐，也大可像王书辉灭杀马松华，火烧张天禄那样，直接把人给灭了。
说起来，在大明朝的乡间，地主豪强们，大部分走的还是这个路数。当然了，那些藩王啊、勋贵啊、部院高官啊，人家不会弄血的呼啦的，打的头破血流的。用现代人的话讲，人家是体制内的人物。大明朝的法理规矩，就是围绕着人家制定的。他们可是由国家作为打手，给他们撑腰。
可是普通的地主士绅们，走的就是基本路线了。这才有了大明朝的乡村里，到处是乡绅们建立的堡垒式建筑。每家每户蓄养家丁，暗中招揽人手的情况发生。甚至于一些胆子大的地主豪强们，直接培养人手，伪装成土匪山贼。或者势力小些的，就直接和那些正牌子的土匪山贼暗中勾结的。
实际上，被王书辉屠灭满门的马松华家，就是大明朝最为标准的乡间豪绅的形态。
特别是从万历四十六年开始，朝廷开始征收辽饷之后。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
官僚体系大家都是懂的。就像三农问题被国家解决之前一样。朝廷不过每亩田加征九厘银子。到了下面，行省方面可能就变成每亩加征九分银子了。再到下面，州府方面可能每亩就变成是加征九钱银子了。再到下面，县里面可能每亩就变成是加征九两银子了。再到衙役公差那里，每亩加征的可变成能就是十两几十两了。
就是从万历四十六年朝廷加征辽饷开始，在地主和官僚的勾结之下，明朝的自耕农开始大规模破产。土地兼并问题愈演愈烈。最后才有了李自成的崛起。
这几年间，这就是再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