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来电相比，徐卫回复了一封更长的电报，通篇全将自己形容成了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四无青年，只在电报的结尾给他的舅舅回了四个字：“我来处理。”
在后世，很多人都看到了辛亥年间武昌起义的一呼百应，就武断的认为清政府此时已经是人心向背，任何人都可以将清政府推翻，其实不然。
辛亥年间发生了两次起义，其中黄花岗起义是所有的革命者认为最有可能成功的一次起义，然而他失败了，而且是一败涂地。
究其原因无外乎三点，第一是革命者的准备工作做的太多，单单是为刺探敌情、转运军火设立的情报机关就有三十八所，而且革命党员无视纪律，私自行动，致使两广总督张鸣岐，这真应了那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古训。
第二点在于支持革命的多是因废除科举而转投革命党的书生以及会党分子，真正代表清军军事实力的巡防营和新军官兵依然闻反色变，虽然同情革命者，但在上司的命令下依然选择了向革命党开枪。
至于武昌起义的成功更多的是运气和民心各半的结果，此时清政府的国力进过一零年的橡胶股灾已经使国力大衰，同时又赶上了四川的保路运动，更是致使全国民心激愤，最重要的一点是武昌的军队被清廷派去镇压四川保路运动，造成武昌空虚，使武昌那百十个革命党裹挟了新军参加了起义。
第三点，也是决定起义成败的一点就在于北洋六镇的态度。
此时的北洋六镇已经被清政府收回到自己的手中，军队的上层人员全部都是满清贵胄，这些人在慈禧时代多是些闲散的王公贝勒，猝然掌握大权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贪污，同时将自己的穷亲戚安排在紧要岗位。
满清权贵的举动不仅让下层的士兵失去了原来比较丰厚的饷银，还使中层军官人人自危，于是这些军官就想到了自己的老上司袁世凯，不仅与袁世凯经常迷信往来，还在军中为袁世凯造势。
武昌的起义虽然已经到了仅凭湖广两省无法扑灭的地步，但是只要北洋六镇的新军，旦夕之间就可以讲这场起义扑灭，不过袁世凯已经意识到清政府已经不会给自己高官显位了，一旦起义被扑灭，等待自己的依然是继续养老，就在这犹豫的刹那，革命志士受到鼓舞，纷纷响应，就连士绅也因为清政府在立宪时的出尔反尔加入了进去。
徐卫虽然此时已经拥有了数万的军队，但这些建立不过一年多的军队绝对不是装备精良的北洋六镇的对手，更何况北洋六镇的身后还有百万之众的各省新军，所以徐卫不打算做这个可能会挨枪的出头鸟，而是跟在武昌起义的身后做第二个出头的鸟。
徐卫虽然现在并不打算立即起兵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但也并不表示他就会怕清政府，有洋人和自己海军这两个筹码，相信清政府不会太为难自己。
第二天一大早，徐卫给长沙、北京以及上海各发了一封电报，第一是命令长沙的韩文接管了与载扶等人谈判的事务，争取在谈判的时候让护卫队将载扶等人抓起来，逼迫他们将昨天给他们的二百万中元要回来。
第二是请北京的英国驻大清公使朱尔典用英国政府的名义向清廷的外务部提交照会抗议载扶要挟在长沙的英国企业。
第三则是命令上海的银行总裁弗兰克招呼在上海的各国报纸对此事大肆报道，报道的重点在于清国的贝子在长沙利用权势欺负一名美丽的少女，还想霸占少女家拥有的企业，这样一个类似于童话般的故事绝对能够引起欧美强盗们对弱者的同情。
为了怕引起清政府的猜忌，留在长沙的护卫队和新军并没有任何的扩军行为，只是为各工厂和企业培养了一万多名受过正规军事化训练的保安人员，不过这些人足以将载扶等人一网打尽，不过由于徐卫的嘱咐，韩文这次并没有再次教训这个撒泼耍横的无赖，只是要回了昨天给他们的二百万中元，至于湖南最高行政长官巡抚岑春冥至始至终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与此同时，弗兰克在上海的行动也非常的顺利，各大报社都同意了在明天的报纸上刊登这则消息。
至于朱尔典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向清政府的外务部提交照会的时候，时任外务部尚书的梁敦彦完全被问蒙了，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无奈之下只得将这件事上报给了署理外务部的奕劻。
自从载振因杨翠喜案被御史弹劾免职后，奕劻就没有再给自己的儿子安排任何的职务，这种情况一直拖到慈禧去世，也就是宣统元年的时候才任命载振署镶蓝旗副都统，然后命他再度赴日，而二儿子载扶虽说从成年后就一直挂着职，不过都是些只领工资的虚职，而出四川公干则是他第一份实职。
按照清王朝的制度，王公贝勒生活的府邸都是皇家的产业，甚至连皇帝赏赐的产业也不一定是他们自己的，一旦发生降爵或者被罢黜的事情，这些东西会被清廷内务府收回来的，就像现在的庆王爷奕劻，他住的就是当年和珅的府邸，经过清廷的多次赏赐，才流经到他的手上。
奕劻自从被慈禧重用后就一直坚信任何东西都是虚的，唯有银子才是实的，于是他执掌大权后就凭借着大钱不怕多、小钱不嫌少的原则，将清政府的官职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买卖做得好，信誉也不错，伙同参与的还有慈禧的亲戚那桐，于是被人讽刺为“庆那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