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子姐冷漠的神情，让我的心更疼了，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使劲儿砸老舅的背，让他放开我。
可是，老舅却根本不理我，扛着我走出院子。
大门外停着一辆松花江微型，就是那种小面包车，我老舅拉开门，先把我扔了进去，自己随后跟上，闷声说了句开车。
司机是个光头胖子，也没吱声，发动车子就走了。
我作了一会儿，老舅急眼了，狠狠的瞪了我一眼，闷声说：“小竹子，你消停点，再作看我削你不的！”
这一嗓子，我立马就蔫儿了，真是太怕他了。
我妈叫杨柳，我老舅叫杨立仁，长的挺普通，板寸头，戴着个金链子，爱穿一件灰不出溜的夹克衫，走到都拿着个黑色的皮手包。
可以说，杨大虎当年，是引领了我们镇混子的潮流。
而事实上，杨大虎并不是混子，他就虎，就是狠，所以即使是混子也怕他。
那年月，严打的风刚刚过去，黑恶势力又开始冒头了，手狠心黑的，在那年月都捞了不少钱。
杨大虎虽然成年后就很少跟人干架了，但只要出手，那就得来次狠的，加上老杨家在政法口有人，家底也殷实，所以他一直算是顺风顺水。几年下来，他也没少赚，在镇东盖了二层小楼，也买了车，算是镇里第一批富起来的人。
只不过，杨大虎富的不干净，是开赌场的。
所谓的赌场，其实就在他的二层小楼里，就是个赌局而已，一般就是炸金花，或者是推牌九。
其实说是炸金花，就是为了让大家容易懂，其实是叫拖拉机，规则和炸金花大致相同。
豹子a最大，其次是同花顺，下面是顺子、同花、对子和散牌。
但在炸金花的规则中，同花是比顺子要大的。
那时候拖拉机有个很操蛋的规则，就是不剩下最后两个人，是不能开牌比牌的，而要求比牌的一方，需要付一倍的钱才能比钱。
也就是说，其中一个人跟100元，要求比牌的，就要跟200元。
为啥说操蛋呢？那是因为，有时候你明明抓了一副很大的牌，可人家两个人是一伙的，而且有钱，就是一直跟牌，连比牌的机会都不给你。
那时候，我就听说有很多人因为被人用这招坑的自杀的，也有杀人的。
所以我才说，十赌九诈，即使是很平常的赌局，也有人在里面搞鬼，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或者是知道却抓不到。
对于赌博，我是非常抗拒的，可我又不得不睡在赌场内，每天听楼上那群赌徒扯着脖子喊。
我曾经跑回去村子一次，可燕子爹却说，燕子姐去省城打工了。
燕子姐不在，我也就没有回去的念头了，更不想去爷爷家，只好又回到杨大虎家。
虽然我很怕杨大虎，但他对我却非常好，整天大鱼大肉的吃，还让一个很漂亮的阿姨带我去镇里的商场买新衣服，而且每天都会随手甩给我几十块钱。
在那个年月，一个初中生，带十块钱零用钱上学，按现在的说法，那就是高富帅了。
这一点也不夸张，那时候十块钱能做很多事情。
这么说吧。
现在你要是想要一包差不多的烟，最低也得是二十来块钱玉溪什么的吧？
可那时候，别的地方我不知道，但在我们那，红梅算是好烟了，红塔山更上一个档次，再就是一些外烟，黑猫希尔顿三五什么的。
也就是说，一包五块钱的烟，就足够在初中校园装土豪了，我们班主任才抽两块钱的哈尔滨，那烟现在都绝迹了。
在以前的学校，因为一般人都知道我爸妈的事儿，所以我一直很自卑。
可到了镇里，知道这事儿的人几乎没有，而且大家都知道我是杨大虎的外甥，所以都很巴结我，这让我有点飘飘然，渐渐的接受了这种生活。
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变化，如同温水煮青蛙，让人没有防备。
初三那年的一个冬天，杨大虎把我叫我跟前，棱着眼睛看窗外，说：“我有事儿要出门，我不在的时候，你就和你红姨看好场子，知道不？”
我一听傻眼了，对赌博我可是非常抗拒的，可我又本能的不敢抗拒，就“嗯”了一声，算是答应了。
杨大虎当天晚上就走了，临走时他又把我叫到跟前，给了我一把弹簧刀，告诉我，谁闹事就蓄了谁！
我差点翻白眼，这是我亲老舅么，咋还让我捅人呢。
杨大虎说完把刀往我手里一塞，转身就走了。
没一会儿，红姨来了，穿着时下流行的羽绒服，还是红色的，腰那挺窄的，看着特别有型，下身穿着紧身的皮裤，屁股又圆又翘。
镇上的娱乐场所多，游戏厅，舞厅，录像厅什么的，我和二奎就经常去录像厅看录像，有时候还看那种带色的录像。
二奎是大头的儿子，跟我是同班同学，而大头就是给杨大虎开车的那个光头。
我跟二奎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就像老舅跟打头似的。
因为总看那种录像，所以我比以前还那个了，看到漂亮的，或者是身材好的，总是会多看几眼，有时候还会去撩骚撩骚，也就是搭讪。
红姨属于又漂亮又身材好的，所以我总是仗着自己是晚辈占她点便宜。
可能是因为燕子姐的关系，直到现在，我都喜欢比我稍大的人。
以前我还以为红姨是我老舅的女人，后来才知道，他俩根本不是那种关系，所以我就更肆无忌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