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府留守禁军的战败和杜充的叛变投敌，给南宋的官民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这支地方部队的头上有太多的光环了。
比如宗泽前期的十三连胜，比如岳飞在泗水关前三箭吓退一万金兵，又比如后期在开封府汴梁城摆下的“平戎万全阵”，等等。
这些事迹，在南宋的人民中越传越神奇，成为南宋抗金人民心中的希望。
起码我们还有一支能够克制金兵的队伍，我们还有打败金兵的希望。
这可能也是高宗小皇帝为什么如此礼待杜充的原因所在。
遗憾的是，如今连这最后一点的希望都被破灭了。
南宋朝的国土上，死气沉沉，士无斗志，一片末代败亡之象。
正如/变得一文不值。
用句广州的俚语，高宗小皇帝的所作所为。分明就是“养狼狗咬春袋。”
对此，高宗皇帝唯有跟身边的大臣叹息道：“我对杜充已经仁至义尽了，为什么他还要这样子呢？”
无奈之下，高宗只好削掉杜充的爵位，还把它留在京城中的子女们全部流放到岭南去。
《宋史》卷四百七十五。列传第二百三十四。叛臣上：充遂叛降金。事闻，高宗谓辅臣曰：“朕待充不薄，何乃至是哉？”下制削充爵，徙其子嵩、岩、{山昆}、婿韩汝惟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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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颜兀术占领了建康府，四下一看，附近竟然找不到任何宋朝抵抗的力量。于是乎，完颜兀术就顺势南下，朝高宗小皇帝行宫所在的杭州杀来。
杭州此时已经改名叫临安了。官方的说法，这是取“临时安家”之意，表示将来还要恢复中原领土的决心。
当然，在坊间还有另外一种传闻，说赵构之所以把杭州取名临安，是指这里已经“临近平安”了，安稳的日子快到了。
这个说法，或许更接近赵构当时的渴望。
但是，从字面分析，“临近平安”，就意味着平安还没有到来，因此，高宗皇帝再一次逃亡，似乎是上天一早已经安排好了。
中国文字的八面玲珑和博大精深，在此刻表露无遗。
既然要逃跑，如何逃跑？逃往何方？逃跑以后怎样安排？这些问题，全都放在了高宗皇帝的御案上，等待皇帝的决定
逃跑也是是个技术活，也同样需要策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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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问宰相，高宗于是对着吕颐浩问道：“事情紧迫，该怎么办？”
宰相大人的回答很有见地：“皇上圣驾出行，皇族、后宫妃嫔、百司官吏、兵卫的家小都跟着，队伍庞大，行走不便，粮食难带。金人素来以骑兵取胜，一旦过江，就会派轻骑追袭。我觉得咱们不如弃车登舟，出海避敌。浙江地热，金人势不能久留。等他们一走，咱们就回来，光复国土。”
皇帝乘船出逃，浮国海上，这绝对是开创历史的壮举。
这么好的事情，高宗小皇帝当场拍板道：“就这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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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逃跑固然是个好主意，但实际执行起来，就遇上了很多难以克服的难题。其中最让人困扰的就是船只不够。
虽然宰相吕颐浩一早已经预备好了二十多条大海船，但是小皇帝随行的人员实在是太多了些。
皇帝的后宫家属，皇帝的整个执政班子成员，班子成员们的家属，御林军诸班直卫，诸班直卫的家属们，等等。
对于船票不够的问题，宰相吕颐浩下了个命令：“因为船位不够，每个直卫只可以带两名家属上船。”
这个命令一出。整个御林军营地骂声一片。
御林军战士们怒火升腾。在半路上截住了吕颐浩。问再相大人：“我们有父母。有妻子，不知这两个名额给谁呢？”
在后世的天朝，人们经常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假如老婆和老妈同时掉落水中，我应该救谁才好？”
这个lún_lǐ问题，相传就是起源于这个时候。
与前几任的宰相不同，吕颐浩并不是京官出身，而是从地方提拔上来的干部，对宫廷中的潜规则有些不甚明白。如今见这些御林军如此无礼。于是雷霆大怒，要处理这帮触犯他威严的警卫员。
御林军们气疯了，当场拔出刀来就要砍了他。关键时刻，副宰相范宗尹出面，把吕颐浩拉进皇宫里。
上一次苗、刘两人叛变的风波才被平息不久，人们心中的阴影仍在，行宫中的气氛一下紧张了起来。
莫非又要再来一次兵变？
高宗小皇帝果然是个聪明绝顶的人，经过了上一次的教训，他这次的应对平和沉稳，一派明君的作风。
小皇帝什么话也没有说。直接给这些闹事的御林军警卫们写了一封御笔公函：告诉他们这件事情确实考虑欠妥，已经另有安排。一定不会让警卫们骨肉分离。大家放心，我们是生活在一起的大家庭，少了谁都不行，等等。
皇宫的警卫们感觉很温馨，于是放心地散开了。
第二天，高宗小皇帝顶盔披甲，手持弓箭，亲自率领自己的贴身护卫和大将姚端，冲进了班直宿卫的营地。
惊恐中的直卫们有上房逃的，有跳墙跑的，可都没用，当时箭如雨下，敢动的全被射倒。高宗本人亲发两箭，从屋顶上射下来两人。
这连珠两箭，充分显露出了高宗小皇帝的勇武，以及此刻他心中的杀气。
皇帝亲自动手，把班直们吓坏了，他们集体投降。降了之后赵构心情仍然恶劣，他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