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君子不党’，成群结党必然无法保持精神的独立，就需要舍己从人。而众人的智能不可能在一条线上，所以一个团体就不得不尚贤、尚同，或以首领马首是瞻。
像墨子、田横、宋江之流，气义相许，同生共死，未尝没有可取之处。但一团体既不允许也不可能有人才智凌驾于首领之上，自然也就难以继长增高。
墨家数传便告分裂，一时显学湮没无闻。田横五百士可以同心死义，却无法和刘、项争雄于世。《水浒传》虽是家言，水泊梁山的盛衰全在宋江一人身上，梁山因宋江而强，也因宋江而衰，而宋江的思想只是招安而已，众人虽有不同意见，因为服膺宋江为人，也只能生死以之。
‘封妻荫子，报效朝廷’，这是宋江能想到的最好出路。《水浒传》号称忠义，似乎也全在这一转变上。其实后世对忠义的理解已经失之浅狭，朱子说，‘尽己之谓忠’，孟子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曾子三省其身，曰：为人谋而不忠乎？古说，受之托，忠人之事。非必君臣之间方可言忠。况且君臣也只是一种隶属关系，君非专指君王，臣非专指臣僚。后世提倡民权，认为忠之道德可以不必再提，孰不知忠者尽己，是为自己的要求，并无特定的对象。
孔子说仁，孟子说义，所谓居仁由义，仁是内心的信念，义是行事的标准，并非朋友之间方有义或不义。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信、果和仁义相比，只是次一等的道德，需要仁义来统摄。否则虽信虽果未必合乎仁义。
宋江行事有所谓‘替天行道’，替天是为忠，行道是为义，是以能替天行道便称得上忠义二字，非必招安方为忠臣义士。
宋江之流欲替天行道，那么何为天？何为道？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皆非宋江欲为之尽忠的天。
宋江欲替之天乃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天。是赏善罚恶主持公道的天。皇帝号称天子，则当遵从天道意志，替天行道。
宋江一介江湖草莽，而欲替天行道，必以朝廷为失道无疑。
官逼民反的事例，在历史长河中俯拾皆是，其结果要么像方腊之流被朝廷镇压，要么像宋江之流招安。真能改朝换代的寥若辰星。朝廷横暴不仁，百姓起而反抗，固然有其正义与合理性。但是这种正义在颛制统治之下是不可能得到伸张的。
宋江自知自身实力不足以改朝换代，退而求其次接受招安，这也是世人普遍的观念，正和阮氏兄弟所唱，“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也可能赵宋皇帝尚未到秦始皇、隋炀帝的程度，百姓尚未对皇帝失去信心，只是痛恨贪官污吏。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历史便在这种分分合合中似曾相识，周而复始。但在没有一个更合理的制度出现之前，改朝换代遇到气运盛强的时候总还可以维持二三百年。
裴多菲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人生在世，有的人追求功名利禄，有的人追求艺术境界，修行者追求的则是一种解脱。
但是如何方得解脱，各家道术又有不同的意见。庄子的道遥无待可谓是自繇，虽然逍遥无待亦有所凭借，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变。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只是云气风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充塞于天地之间，可不劳而获罢了。
反之，则有所凭借，皆有所不自繇。‘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佛说人生八苦，根源亦在于欲求。
‘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太上忘情，欲为七情之一，更在可忘之列。
人有情感，有理智，忘情非是无情，乃是以理智控制情感罢了，道家的无为，佛家的无相，无非是以极端理智藐乎俗世纷争。庄子所谓蛮触蜗角，总为世间纷争不过如此。
道家是理智派，墨子则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墨子弟子习于攻战，赤膊上阵，真可谓是赤心热肠。连妻子不葬，鼓盆而歌的庄子都说墨子天下之好也。
老子又说，报怨以德。佛家舍身饲虎，上邪爱敌如己，此又感情过于沉厚。大抵感化之力有时而穷，专任情感便如自断爪牙，必将自取灭亡，无法长存于世。
儒家则提倡仁义，有所为，有所不为。可谓兼得之矣。历史上能够长治久安的朝代皆少不得儒士定其规模气象。
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制度上因袭虽未必有大功，至少能与民休息。汉初黄老之治不失为明智。
老子说，‘不知常，妄作凶’。不妄作，是其长处。不作为，是其短处。一切无为，则官府失其功用。
明钦也算是自幼修行，虽然没有什么高深境界，对于功名利禄也不甚热衷。正所谓名缰利锁，一踏入名利之门，便不免心为形役，患得患失，再无自繇可言。
修行是孤往之事，若为修行而计，自然也没有成群结党的必要。是以明钦到仙界之后，虽然和一些道派有过接触，不过是学些功法罢了，对其道术并无太大兴趣。
世间道派往往党同伐异，竞争激烈。当然世间此疆彼界甚多，也不只道派为然。人类能自立于世，乃是得益于群道，然而世间纷争也往往出于群道，是以精神独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