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只要是道德的，都应该坚定不移的去做，并且要做到极处。
尾生的‘信’可谓是做到了极处，但却没有做到好处，人类之所以尊崇道德，是因为道德让人与人之间诚信友善，精神安适，道德并非人类的本能，而是一种行为操守。
因为恪守道德而牺牲性命并不奇怪，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而成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孔孟将仁、义看得比生命还重，因为仁、义不单是一己的道德，更是社会的公理，牺牲掉自己的性命，可以使公平正义得到伸张，将有更多的人受益。
太史公说，‘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取义成仁的死因为有价值，这种道德才能够成立。
俗话说，‘死得其所’。文文山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道德重于性命，但道德的死必须有超乎一己性命之外的价值，否则就是轻于鸿毛，不能成为模范。
春秋鲁国有一位伯姬，一天晚上宫中大火，她坚持傅母不至，夜不下堂的道德，结果被烧死了。
鲁国是保存周礼最完备的国家，但它好像没有考虑到夜间大火的时候怎么办，结果这位认死理的老太太就成了礼教的殉葬品。
但就算写明了应急措施，万一不是起火，还是大水，伯姬仍然难逃一死。礼法是死的，人是活的，礼法只能规定一般情况，无法一一注明特殊情况。遇到意外事故就需要每个人自己来权衡轻重。
古人注重私德，近人常说公德。有些人把道德认作一己的修养，这就走上了极端道德和绝对道德的路子。
尾生、伯姬都是个人道德很高的人，但似乎只知道讲道德，不知道为什么要讲道德。道德并不单是自己的事，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忠、孝、节、义都是源于对他人的责任，君臣为忠，父子为孝，夫妇为节，朋友为义，由于道德是双方的事，所以应该恰到好处，否则一方越讲道德，另一方就会变得没有道德。
关龙逢、比干、岳飞都是著名的忠臣，夏桀、商纣、宋高宗就成了昏暴之君，子贡说，‘商纣的罪恶没有那么严重，因为他名声坏了，许多恶事都要加到他的头上。’
大舜、申生都是孝子，瞽叟、晋献公就难以逃脱不慈的责难。中夏素重孝道，元人编了一个二十四孝，有教科书的性质。记载许多尝粪便、埋儿子的不情之事，如果要编写二十四慈的话，这些故事恐怕就不太合适了。
尾生、伯姬只知道自己要守信、守义，却不知从对面设想，尾生相约的女子，还有伯姬等待的傅母岂不是要内疚终生吗？
子贡做了好事，不要酬劳，孔子批评他说，你这样做，以后就没人愿意做好事了。道德并不单纯是个人的事，而是人与人之间一种适当的行为方式，一个人处理的好，就会有模范的作用，别人就会仿效他。这就是道德教化的意义。
子路问孔子的志向，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意思就是要让人人都喜欢他、信赖他。
这句话乍一听有些不可思议，一般来说，人是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尊敬喜欢的，无道德、假道德的人固然不能让人喜欢，尾生、伯姬这样只注重个人道德，也有些不近人情。
古人将尾生、伯姬立为道德典范，实质这两人都是顽固不化的人，并无效仿的价值。后世功名之士指为无用，甚至将德和才当作相互妨害的东西，中夏讲了几千年的道德，却不知道道德也需要用中庸来调节，道学家讲究极端道德，要‘存天理，灭人欲’。礼教吃人的说法，也不能说全无依据。
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孟子从反面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孔孟都是儒家无可争议的圣人，而都不赞同极端道德、绝对道德，尾生的信、伯姬的义想必不会得到两人的赞赏。
西学东渐以来，时人纷纷逢迎新道德，将旧有的道德呼为旧道德，尽在扫除之列。忠、孝、节、义都根本摇动，实际却没有逃出道德全好的观念。道德哪有什么新、旧之分，只是理学盛行以后，大讲极端道德、绝对道德，结果反而成了不近人情的坏道德。
道德是为了养人，不是为了害人，更别说吃人，朱子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挑出来，和论语，孟子列为四书，真是极有见地。可惜中庸很难把握，孔子都说，‘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再加上佛、道两家消极避世，儒家有为竟然落入顽固保守的境地。
中庸之难以把握就是因为它需要一些情商，并不是单纯恪守一些清规戒律，老子说，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孔子便不会这么说，孔子说，‘无可无不可’，但要‘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就需要将人际关系处理的恰到好处。
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那是将道德仁义放在生命之上了，尾生、伯姬都为信守道德丢了性命，然而却不值得效仿。
孟子说，金比羽毛重，难道是拿一个金钩和一车羽毛相比得出的结论吗？
‘可以死，可以不死，死伤勇’。道德重于性命，但也不是让人为了道德白白去死，理学家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苏武陷于匈奴，北海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