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神论不确定去哪里了,自然也就提不到“福”的问题,至多是欣慰。像保尔柯察金提到的,可以放心的走了,无遗憾的走了。
但“福”就有了更深的归宿的意思。类似“武士道”,追求幸福的死法。
这个生命观的意义还是很重要的。这是邓恩明自己理解的革命意义。这个意义也是他自己心灵的需要。
后世毛发明的追悼会,也是这个意思,重要的是活人心安。毛讲话后,自己就心安了。因为他为后方建设死人很是不安,才写了篇悼念文章,并提出开追悼会。
后世很多革命者后代,念念不忘逝去的前辈的追悼会规格,悼词,盖着什么旗帜等等,就是心安这个意思。即使死去多年,也要平反,也要开追悼会,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这是创造了一个宗教仪式。
强霖不再评价。让凯茜和大学长张教授去琢磨。
学兄也是邓恩明的老大,两个人当时都是20岁左右,都在外地来济南求学。张家泉来自河北,邓恩明来自贵州。都是来自贫困家庭,所以惺惺相惜。
不过那时候,1919年五四爆发时期,邓恩明已经成了一个职业革命者了。偶尔教书只是掩护,他有苏联发的活动经费。
但张家泉组织游行,只是从燕京带来的传统;邓恩明则是专业组织者,接受的是李大钊的指令。虽然如此,并不妨碍两个人交朋友。当然张家泉不知道他的职业革命家身份。
邓恩明瘦瘦的倔强的样子,不多言不多语,还不到二十岁,让教会学校出身的张家泉很是喜欢。很显然,张家泉不是一个好的教会信徒,从来没有想传道的事情;邓恩明也知道自己是庸才,干的是舍生取义的事情,也没有拉着高材生的兄长一起赴死的意思。
他做的事,跟赞助他上学的叔叔,跟家里父母,都说的清清楚楚。跟朋友也撇的干净。
他知道,自己赴死是幸福;但别人不一定是这么想。
两个单纯的人就这样相处。张家泉是教会学校出身,喜欢运动,他是跳高冠军,在全华北大学生运动会。所以他总是在运动场休闲;邓恩明无聊,就来教会大学运动场去看他运动,也没有什么事可说。
直到邓恩明去上海开会,“一大”和成立大会。张家泉送他上船,邓恩明才问兄长,是否知道马克思。
张兄长说,听说过,可能是一个俄国人。邓恩明也没有解释什么,拍起他的肩膀,让他做个有志气青年人,服务社会。
两个人分别,再也没有见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wap_),《重生的红小鬼》随时随地轻松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