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皱眉想了想，还是没有开口。( 800)
要说历史悠久，滨江公园比不过最初是私人园林，后来成为公众乐园，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中山公园。要说大小，滨江公园也远远赶不上武昌磨山公园，它只是武汉大大小小几十个公园中的一个，只是因为临近江滩，被许多人熟知。
我爷爷也沉默了一会，他指着脚下的土地，缓缓说：“这里，就是这一连串事件开始的地方。”
那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那时的中国，处在巨大的矛盾之中。有人将其称为“十年浩劫”，也有人说那是绝无仅有的“赤红年代”。它的各种这样那样的运动，造成了许多令人痛惜的破坏，当时的一些年轻人，一生的命运波折，也因此而产生或改变。
我觉得狄更斯《双城记》的开头，是对它的最好注解：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就在这矛盾重重的年代中，不少大项目在此期间上马建设，直到现在，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对于当时的年轻人而言，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时代。我爷爷也不例外，那时，他才三十多岁，正值年轻力强。
那个年代，许多传统以从来没有的强悍姿态，纷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祝融官这个群体，在那时候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北派祝融官就是在那时改头换面，甚至连公开的名称都几经改换，非常时刻变幻之快甚至让人难以记住，只好称之为“北方局”。
现在半独立状态的“东南局”，则是与当时还未回归的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友好国家关系紧密，通过灵活多变的策略保存下来。
南方的祝融官组织，也是受到不小的冲击。但南方离政治中心较远，祝融官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加入了各种群体，就像将一个个螺丝钉，塞进了某个大机器的一部分，但彼此之间，仍保持着联系。
我爷爷当时也被塞进了某个建设局，工作证上的职务，是工程师。
那时，工人仍然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儿，在劳动人民“工农兵”的排序里，工人是第一位，又被形象地称作“工老大”。【800】而工程师又比一般的工人，福利待遇乃至地位都又好一点，又不像知识分子那样遭到各种误解，实在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将我爷爷塞进建设局的那位长辈，在这件事上是想得很清楚，也花了许多功夫的。到后来，我爷爷家的老宅子不仅保留了下来，他的父母也就是我的老爷爷和老奶奶（武汉话里的奶奶念老tie，第四声，字形应该是“女”字旁加一个“太”字，输入法里找不到，老奶奶也就是老tie，即曾祖母）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而且时不时还可以弄到一些粮食、肉券与从西方国家小量进口的糖果，给他的儿女们解解馋。要知道，那时候的市场经济不发达，很多东西都是凭票券兑换和购买的。
那位思维缜密的长辈，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后来果然身居高位，成了一个能书写进共和国发展史的人物，因为种种原因，我只能选择将他的名字略去。
总之，我爷爷调动到了某建设局里，改头换面，成了一名年轻的工程师。
在那个年代，工程师算是个相对来说非常冷静的群体。他们对政治不敏感，为人处世也大多由实际出发，除了一些拼命想往上爬的官迷，大多还是很务实的，对很多东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换句话说，就是不影响建设的，很难引起他们的狂热。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若是有能让自己贡献光热的大项目，地球人都无法阻止他们。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也是各种运动如火如荼的时代。就在我们今天脚下的汉口滨江公园，就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武斗，甚至引起了高层的干涉。这件事情与我们的故事没有太大关系，暂且按下不说，家里有武汉地区长辈又十分好奇的，可以去打听一下。
七十年代初，长江流域上马了一个大项目，由于牵涉众多，请原谅我无法直接说出它的名字，但有心人应该很容易查到。
这个项目调动了国家很多资源，可以说整个南方的资源，大部分都集中于此，连以前很少有项目合作的几个建设局的下属单位，也纷纷被调动过来。每个建设局都派出了自己的精英人马，暗中较劲。这是一种良性竞争，尤其是在那样的时代，年轻人的心中都燃烧着一团狂热的火焰，恨不得为国家的建设奉献全部，在这种竞争中，产生了许多工程奇迹。
现在看起来，那种激情中虽然也包含了一些其他的杂质，但年轻人对国家建设的热情，是无需怀疑的。
我爷爷那时候在某建设局武汉基地，当他收到这道命令，也是心潮澎湃，尤其是这个项目，还是在本省，怎能不叫一个壮怀激烈的年轻人摩拳擦掌？
命令是我爷爷的顶头上司点名发出的，此人姓方，是个典型的山东大汉，国字脸膛微红，肩宽体阔，声音洪亮，性格干脆果断又坚毅不折，当时在那个建设局担任二把手。
建国前，方副局在华北某部队担任机枪手，打日本鬼子时还是个娃娃兵，一只手被子弹打断过两根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