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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黄旗的几个大臣勇将自以为看透了朝局,对肃亲王的突然开窍也是十分ji赏。
倒是豪格究竟是真的退让把事态搞大,以争取资源和兵力上的支持,又或者是真的是被打的猪头一样,几个正黄旗的老人,哪怕就是赫舍里索尼在内,都是绝不会相信是后者。
军事上预备大打出手,政治上则是大肆招揽明朝降官,不管是东林还是阉党,齐党楚党浙党,兼容包并,反正只要肯降,一律授给官职。
十月间,还派了吴惟华在内的降官出京,巡抚山西山东等各处地方,招抚地方士绅,拉拢民心,号称减赋,以万历年间的赋税丁册来征税。
虽然清廷一直是按加征了三饷后的标准来收税,就算到康熙“盛世”也是如此。江南一带,康熙年间最富时也不能和万历年间比,一样的穷困,但清的赋税征收比起明朝更加灵活,比如西北一带就少收一些,而且有灾害就赶紧赈济,适当的时候会大规模的减免丁银,最少在黄册上是如此,加上清初的屠杀和文字狱,高压之下还用“永不加赋”来恶心人,文人也被收为鹰犬,于是在文字之上,清初一扫明朝的种种苛政,顿时就成了清平世界,太平盛世。
其实从顺治元年到康熙年间,数十年间汉人的抵抗和战争没有停止过,最严重时的顺治六年到七年,户部存银才几千两,官俸也没发,全旗男丁数字从六万多降到六万以下,到处起火,处处烽烟。
就算这样,清廷还是ting了过来。
原因很多,南明太废物是一宗,八旗武力在顺治早年还有用是一宗,但清廷早年在拉拢使用汉人官绅上下的功夫,也是极重要的一个原因了。
无非是高压之下,不量才不量德,只愿降便可用,而且以往一切,都给予保留。
这样百姓再苦,官绅却不苦。
然后尊孔,开科举,比起古鞑子聪明百倍,就这样,才慢慢坐稳了江山。
不过现在这个时候儿,清廷却有点坐不大稳当的意思了。
北京的谣言始终没有停过,关于满洲随时可能撤走,或是屠城,抢掠,或是明军北伐的传言,几乎隔几天就会爆发一回。
整个清朝的政府机构里就没有对付这种情形的部门,这不象明朝的锦衣卫,菜场每天什么价,茶馆里老百姓在聊什么,每天都有“打事件”的番子给报到东厂和锦衣卫,然后每天由厂卫督公们再来禀报给皇帝,所以对民间舆论情形还算掌握的住。
清朝就不行了,现在城中谣言隔几天就爆发一次,上层的满洲人都不大清楚,多尔衮听到一些,也采取过措施,不过也就仅限于此了。
尽管在北京已经几个月,八旗已经分驻内城,并且从关外迎来福临正式登基,但满清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掌握,还远没有达到预期值!
人心不附,民心自然也会影响到官心。
最近这段时间,又有一些官员南下了,理由当然是千奇百怪,五花八门。
不过,由原本的对清廷极为看好,到现在首鼠两端,心存疑虑,人心之变,一叶落而知秋,很多大事,就是体现在这些细处了。
当然,现在还是看好清廷的更多一些,不少汉人士大夫侪身于朝堂之上,愿为新朝殚精竭虑的效力,这其中的佼佼者,便是复社曾经的主盟,江南有名的大才子周钟了。
……
……
天刚亮,周钟就从家里出来了。
跟着他的是贴身伺候的伴当,就在他跨马坐骑边上,一前三后,四个人簇拥着他往宫禁赶过去。
多尔衮十分勤政,每天都会召见八旗贵胃,各旗的额真章京也是随时召见,部院大臣,汉大臣,都随时可能叫进去咨询事情。
至于大型朝会,十来天前刚举行过登基大典,朝野间都是闹了一个人仰马翻,各人都疲惫了,所以已经很久没有召集大型的集会。
以周钟兵科给事中的职份,再加上汉人的身份,原本是没资格见摄政王的,有什么事,禀报给本部堂官,或是由堂官代奏。
清代明以后,对明朝的旧制多半接受,但有几个明显的变化。
一个是总督和巡抚的兵权加重,治权加重,官衔变化也是十分的明显。明朝巡抚如果不是要紧地方或是宣力有年的,一般才是从四品的官职,不要说和布政使比,就是布政使司的左右参议也是比巡抚官职高。
这样巡抚虽然是权力大,但官职不高,也算是明朝对地方行政分省力量的一种压制吧。
清朝的巡抚却是在品级上提高不少,总督更是直接加兵部尚书,职权比起明之总督,看似不能加什么节制五省,七省的头衔,但实际权力,却大为增加。
地方制度改变还有明显的一宗,便是裁撤巡按。
清对明的巡按制度不感兴趣,其中颇有深意,顺治年间曾经恢复过巡按制度,不过没有多久就又废除了。
巡按制度被废,意味着地方监察在形式上也被取消了,不过这只是对应地方官制,在中央来说,清初政治最大的变化,就是给事中制度的消亡。
明之党争,很大程度就是体现在御史和给事中这两个职位上了。
秉持国政的大佬们都会养自己的门生故旧,其中一定要笼络一批御史,这些人就是走狗打手,指谁打谁,党争之起,都察院的御史一定是冲在第一线的。
徐阶搞严嵩,夏言搞徐阶,不外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