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午饭，郑蓉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翻翻报纸，百无聊赖之际，便想想下午有哪些事要办。这时，手机突然响了，屏幕显示是徐一峰打来的。多年以来，他始终没换过手机号，她也始终没有把这个号码从手机里删掉。
“喂，郑蓉。”“徐一峰，听说你在菜市场让人爆头了，伤得重吗？”“谁嘴那么快？只是留了点儿血而已，真爆了头你现在接的难道是鬼打的电话？”“你今天心情不怎么样啊，开个玩笑还要发火。”“哦不，我高兴得很，受了工伤，又能休上几天假，不用去上班了。”“你打电话来就是为气我们这些忠诚地守在岗位上的警察的？”“不不不。上次我又犯了臭脾气，想亲自去向你道个歉，顺便……借用一下你们的资料库。”
警察的保密意识本能的被激活了，郑蓉揣摩着他的用意，说：“你开玩笑吧？这可不太合规矩啊，按程序你应该……”“我知道，我知道不合规矩。但打破我脑袋的那个司机很可能有前科，甚至有黑社会背景，我想查清楚……”编，接着编。郑蓉笑着想。“而且我怀疑他牵涉到了某起拐卖儿童案中，我需要相应的资料来弄清他是否有嫌疑。”
郑蓉的笑僵住了，徐一峰的言外之意她心领神会。咽了一口吐沫，她说道：“好吧，明天下午我没什么事，你就明天下午来……道歉吧。”“好的，谢谢。”
挂了手机，郑蓉挠挠鬓发，目光落在报纸上，却没有读上面的任何一个字。“徐一峰啊，你这个人……”
许多年以前，当云贵山区较之现在还很封闭的时候，某个山村里有一对很要好的小姑娘，她们两家挨得也近，因此二人自幼便很亲密。上学后，她们一个成绩很好，一个成绩平平。每逢重要考试来临，学习好的姑娘总会耐心地帮助她最好的朋友梳理考试的重点，争取能提高她的分数；学习一般的姑娘因为只有一个弟弟，就把大她三岁的密友当成了亲姐姐。中学的时候，她们还幻想着将来前后脚考到北大或清华去。
当地的经济那会儿还并不发达，听去过城里的人说起城市的富足与繁华，村里的年轻人和孩子无不充满羡慕和向往。对两个姑娘来说，高考是她们飞出穷山村、飞向大城市的最佳机遇。然而，学习好的那个姑娘不幸在大考前夕发了高烧，勉强进了考场，考下来的成绩也十分糟糕，录取时自然名落孙山。为了供她上学，本不富裕的家庭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于是当邻村一位长年在城里混的大叔来招女工进城时，她看了看父母紧锁的愁眉和年幼的弟弟妹妹，咬着牙放弃了复读的机会，与村里的另外两个女孩一起跟着他走了。她最好的姐妹陪着她的家人在村口依依送别她时候没有想到，这竟是她们之间的最后一面。
一年多了，远走他乡的好姐姐音讯全无，起初偶经她家门口，能听到隐隐的叹息声，后来听到的居然是哭声！爸爸和村里人说起，那个大叔原来是干拐卖女孩子勾当的，她们三个上了当，和其他几个姑娘一起被拐到了哪里都不知道。有人说是卖给人家当了媳妇，有人说是弄到经济开发区卖身，还有人说是被运到了国外……悲痛和愤怒在她天真而稚嫩的心灵里堆积，如果说那起罪恶的拐卖事件造成了什么不算恶劣的后果的话，那就是这个姑娘在高考前下定决心，填报了公安类院校的志愿。
这件往事已经过去了约三十年，而三十年后的今天，在我们沐浴着和煦的阳光消受灿烂人生的同时，在地球上的任意一个角落，默默铭刻于如今的女警官心头的那段凄惨的历史仍然以愈加残忍的形式重演着。有人迷晕被拐骗的小男孩后摘取他的肾脏作为黑市交易的抢手货，有人将未成年少女绑架到阴暗得见不得人的地下室拍卖给从世界各地云集而来的有钱有势的家伙淫乐。更有一双双伸向襁褓的罪恶之手，不断沾染着铜臭和他人的血泪，显得肮脏无比。
中东某国边境的难民营，离烽火连天的战场并不遥远，很多平民百姓都是为了躲避战乱而举家逃到这里的。尽管政府人员和民间人道主义工作者正在为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而努力，不间断的炮声和硝烟将在他们内心留下难以抚平的创伤。
难民营深处一处简陋的医疗帐篷里，熟睡着三个来到世上没几天的孩子。他们没有血缘关系，他们的母亲因共同的灾祸而被迫栖身于此，使得他们伴随故乡的武器吼叫声啼哭着出生，将这小小的帐篷作为共同患难的摇篮。
此时，他们各自的母亲被一路追赶着的她们离乱和前不久的分娩折磨得奄奄一息，正在旁边的帐篷里休养，接受医护人员的集中护理。
一双手揭开了帐篷的门帘，伸到最靠外的一个孩子身上，悄无声息地将他抱起。其抱孩子的方法老练而专业，即便是年轻的亲生母亲，没有经验的话也免不了抱得孩子不舒服，弄得他醒过来吵闹大哭。
这双手抱着孩子迅速离开了帐篷，孩子依然像躺在摇篮里一样恬静地睡着。
双手一直抱着他来到一辆吉普车前，吉普车的发动机早就启动了，正嗡嗡作响。孩子被吵醒了，还没来得及哭叫，一只手便轻轻捂住了他的嘴。
吉普车上跳下一个胡子拉碴的大汉，粗鲁地把孩子夺过来，顺势把一个鼓囊囊的牛皮纸袋塞到这双手里，然后钻回车上。司机挂档踩油门，吉普车飞驰而去。
一般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