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这场沉银谜踪却并未就此结束。在2005年4月20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彭山县江口镇岷江大桥附近的老虎滩河床引水工程建设工地上，一辆挖掘机从河床三米深处掘起一铲沙土，伴随这铲沙土落地的，还有一截黑不溜秋像朽木一样的东西。这朽木从挖掘机斗子里滚落到地面后，眨眼间，一枚枚银锭乌黑中泛着亮光，其边缘虽有些残损，但银锭身上铸造时打上的“崇祯十六年八月，纹银五十两”字样清晰可见。出土银锭藏匿于小筒内。木筒长118厘米，外径18厘米，为两个半圆形木桩，将内挖空把银锭放入其中，然后合在一起，两头用铁丝箍紧
当地文物部门认为，这一意外发现可能为“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找到佐证。2005年8月，出土银锭经四川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明代银锭，属国家珍贵文物。其中6件有铭文为二级文物，一件无铭文为sān_jí文物，银锭分别重1 余克，呈船形。正面刻有铭文。如“沅陵县征完解司载充兵饷银五十两崇祯十年八月银匠姜国太”，又如“京山县十五年饷银肆十两”“巴陵县榆口饷银五十两”，从出土的银锭中，从其铭文可以看出来自湖南、湖北地区，为崇祯时期的税银，与张献忠转战路线及所占地点十分吻合。三百多年来.张献忠在彭山县江口镇沉银之说一直是世人难解的一道谜团。此次挖掘出土的银锭，无论从银锭本身还是其外
包装，都与史料记载相吻合，从而证实了张献忠三百多年前在此沉银之说完全符合历史真实。这条消息有力地证实了记载的准确无误。可是，歌谣里提到的大笔财富却还是没有完全浮出水面。这笔财富究竟有多少，难道另外的地方还会有吗?
李力除了考证史册和流传各个方面，对于宝藏的不停地域的描述，来辨别真伪。
据记载， 2010年11月底，距四川彭山县城仅两三公里的江口采沙场传出消息：有人在附近江中挖出一只重12斤的黄金盘。这个意外的发现，让传说中的张献忠巨额财宝再露端倪。
而300年间寻宝热不断，但在传说中，最早得到张献忠宝藏的人，是杨展。查证史书可得知，那场发生在江口的战役确有其事，交战双方便是张献忠与杨展，前者大败，后者胜。基于此，后人猜疑，张献忠江口沉银被杨展所获。根据费密在《荒书》中的记载，杨展起初并不知道沉船中藏着什么，后来，一个渔民将其打捞上来，数万两金银才尽归杨展所有。
另一种说法来自清朝沈荀蔚所著史书《蜀难叙略》。据说，当年张献忠焚舟之时，一位幸存船夫投奔杨展，据实相告，杨展于是针对木筒特点，命部下用长枪在江中打捞，一旦发现木筒，便将其钉住、拖出。杨展是嘉定人(今四川乐山)，在整个四川因战乱饥荒严重之时，唯有嘉定富庶稳定，时人在称赞杨展时也说“蜀为赖之”。后人因此推测，杨展正是靠着打捞上来的飞来横财，才做到这一点。
到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为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翰林院编修陈泰初旧事重提，呈请寻找这笔财宝，并说曾亲眼看到彭山、眉山等地居民捞到遗弃的银子。捉襟见肘的咸丰皇帝于是命令成都将军裕瑞“悉心访察，设法捞掘，酌量筹办”，最终却一无所获。
时间的流逝并没有消减人们对财富的追寻和渴望。民国时期，一位姓杜的清朝遗老因犯案走投无路，受到曾任四川省府秘书长的杨白鹿接济，在杨家一住就是几年。为报恩，临别前，杜将多年来随身携带的一个檀木匣转赠与杨白鹿，并说，匣内所藏是张献忠埋银的地点图样，由当时参与埋银的一名石匠偷偷绘制，几经辗转流落杜家，希望杨白鹿能“善为运用”。此后多年，杨白鹿一直珍藏木匣，从未向任何人透露。
1937年冬，杨白鹿将此事告诉了当过师长的好友马昆山，两人一拍即合，认为此事大有可为，于是四处奔走，成立了锦江淘金公司，专事打捞宝藏。他们按照原图纸方位丈量、细密探索，推断出埋藏金银的地点就在成都望江楼下游对岸，原石佛寺下面三角地段的交叉点左侧的江边。于是，趁着1938年冬河水较小的良机，锦江淘金公司组织开挖，却没有任何收获。他们不死心，1939年冬又继续挖掘，上百人前前后后忙活了10个多月，竟真挖出一个大石牛和一个大石鼓。“石牛”、“石鼓”都出来了，依照那个广为流传的歌谣，能买下成都府的“万万五”还远吗？杨白鹿等人赶紧买来金属探测仪。不久后的一天，金属探测仪发出了嗡嗡的响声。“找到了！”消息迅速传遍川蜀大地，挖宝事件被传得神乎其神。但历史又一次和人们开了玩笑，工人们费尽心力，却只挖出3大箩筐铜钱。
真相一次次擦肩而过。
虽然轰轰烈烈的寻宝事件终以闹剧收场，但此后几十年，仍不断有老百姓从江中打捞出财物。
1990年8月，彭山县江口镇渔民邬长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