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工业方面，省里虽然有一些大型工业项目，但一直无法形成有特色的拳头产品，工业散、分、不精的现象长期存在，并且因为地域关系，海外进出口规模很受制约。省里的民营经济和第三产业也远远落后于沿海，更缺乏沿海雄厚的金融资本支持，办许多事情都力不从心是不是？”
“最头痛的可能还是省里剩余劳动力的处置问题，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现在光解决温饱是不行了。种地用了大型农机，要不了那么多人，闲下来的青壮年劳动力怎么办。组织他们到外地打工是个办法，现在沿海很多地方的打工者都有中原人的身影，但背井离乡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而且这几年城里国有大企业改制，下岗职工也不少，到时候两者相加，省里解决就业的压力相当大，是不是？”
杨星连问三个问题，大家都微微点头，这几大问题环环相扣，几乎是个死结，但听杨星的意思，难道他有办法解决？ “其实大家为什么不换一个思路考虑问题，把庞大的人力负担看成是一种难得的人力资源，那我们中原可就是全国资源第一大省了！”他话音一落，阚东田的眼睛已经亮了起来，这好像就是当年他和杨星讨论九都未来规划时曾听过的。
“我的公司这几年在制造业上取得的不小成绩，老实说主要是归功于国内组织严密，成本低廉的工人们。我知道国内有不少专家学者叫嚣我们所处的国际分工地位很低，改革几十年我们依旧是处于国际制造行业最低端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等初级产品制造阶段，所谓‘生产八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飞机’，纷纷呼吁要改变我们所处的这种不合理国际分工地位。”说到这里城市大学一位副校长脸上露出尴尬表情，因为他正是对这种种意见呼声最高的专家之一。
“不过同志们啊，前途是光明的，但前进道路是曲折的。我也想一夜之间建成**社会，但是不行啊，连我们尊敬的前任首长都说过，我们还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漫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追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水平。在现今国际环境里，我们最大的比较优势还是低廉的人力成本。”杨星虽然曲解领导语录，但现场却没人在意，因为杨星所说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场诸人没有不清楚的。
“既然我们有这个优势，那为什么不正大光明发挥这个优势，必须说我们中国工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我现在的生意遍布世界，属下的制造企业也去过邻近的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国考察，如果只比较人力成本它们比我们还要低，但如果比较起工人的熟练程度、组织服从性和建厂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它们和我们的差距还大得很。省里那些下岗职工只需要一定的职业培训就马上能重新上岗，而农民工兄弟只要把必要的技能培训工作跟上，更是一支源源不断的劳动大军，中国工人的制造水平绝对是世界第一，关键看我们如何发挥出他们的优势了。”杨星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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